雷文锋之死照见制度和人心之失

雷文锋的悲剧照见了某些生命意识匮乏的人心,而这份意识疏漏,也不妨通过制度补丁去填缺。

自闭症少年雷文锋被送入托养中心45天后死亡事件,经新京报报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据通报,根据韶关市工作组调查,发现练溪托养中心不具备托养条件,民政部门已于3月2日正式取缔该托养中心,对现有733名托养对象进行了妥善安置。韶关市相关部门已对该托养中心负责经营管理的四名主要责任人采取强制措施,正在对托养对象的死亡人数和死亡原因组织深入调查。韶关市纪委对涉嫌违纪违规的公职人员正在开展组织调查。

事发当地的表态,无疑是用积极回应,呼应了舆论要求问责的呼声。而在问责之外,还要用制度化亡羊补牢手段去加厚反思力度。虽然说,雷文锋之死,主要源于制度执行层面的责任链失守,而非在救助制度本身,但用制度办法去规避这多重的执行缺漏,仍很有必要。

首先,基于雷文锋的信息中途“走丢”的情况,不妨采取更有力的方式,去增强公安机关、救助机构的寻亲公告与家属寻人信息的对接;更要考虑将中国版“安珀警戒”加以升级,让其覆盖面适当扩围。

去年5月,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启动仪式举行,以儿童丢失地点为圆心,儿童失踪1小时以内,相关信息将被推送给半径100公里地域的人群。这被认为是中国版“安珀警戒”,也提升了失踪儿童被找到的几率。

在该事件中,若明确要求,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必须强制将其信息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和属地多媒体统统发布,并确责到人,而不能选择《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中规定的“广播、电视、报纸、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站等适当形式”其中之一就行,那雷文锋或许也能被其家人迅速找到。

但这目前只针对儿童,而雷文锋在被救助时是被认作成年人的。对于其他年龄层的失踪者,完全可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锁定其可能住址,不必大面积发布,但可实现对具体区域乃至对点的高效失踪信息推送。

其次,可考虑参照信访事项首办责任制、公安窗口实行首接责任制,建立失踪人员救助层面的“首接责任制”。谁最先接警和接收,谁就应从头盯到尾,并有权追踪进展,以确保被救助者得到了妥善安置,也避免责任链上工作衔接不力、救济在其中某一环掉链子的问题。在雷文锋事件上,若最初的接警者在获悉雷文锋和其母亲姓名后,积极履行查询身份、联系其家人的义务,或许也就没那些不幸的“然后”。

还有,就是强化对站外托养机构的监督约束,托养中心严重不达标或出安全问题,无论是属地民政部门,还是委托托养的救助站,都要负连带责任。《意见》要求,对于站外托养机构,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要通过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对托养机构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不适宜继续开展托养服务的托养机构,要及时终止托养协议。练溪托养中心死亡率这么高,其居住条件也严重不合民政部2015年颁布的《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要求,就暴露了监督缺位的问题,这漏洞必须补上。

制度背后是人心,人心背后也是制度。雷文锋的悲剧照见了某些生命意识匮乏的人心,而这份意识疏漏,也不妨通过“制度补丁”去填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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