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挤压下，明代士大夫如何自处

文丨凤凰网主笔张弘

明代之亡，起于内乱，终于外敌。皇权专制主义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在满清铁蹄的践踏之下土崩瓦解，既是统治者自身堕落所致，亦是皇权专制制度治乱循环的又一轮回。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阶层，固然在明朝历代专制之下因时应变，然而进入清初，统治者的以夷变夏仍让他们诸般不适。而朝代鼎革之际，不啻于对其一次大考：是明知螳臂当车般的英勇抵抗，还是顺应大势开门纳降？是以忠臣孝子的观念为指引以身殉国，还是以不合作的态度自保其身？在明朝生活了28年没有做官而入清，却不得不与清廷虚与委蛇的邓汉仪如是叹到：“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显示出作者的学术野心：“作者选择明代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这一特殊时期，以士大夫这一社会阶层为个案，并通过士大夫阶层的观念与价值体系的转变历程，借此阐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渐进乃至复杂。”

在此目标之下，作者先以长达158页的导论，以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士大夫及其家族与关系网络、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在时间纵向上俯瞰。进而从传统士人的立身之本，分析明代士大夫的君子小人之辩。随后，以出处仕隐剖析他们的人生选择。除此之外，困扰历代士人的忠孝节义两难问题，也让明代士大夫进退失据。而明亡清兴，又让他们面临生死抉择。此外，作者的视角还伸展到文化生活中的雅俗之辩，以及明清易代与士大夫家族的衰替。

与小角度切入的专精研究不同，本书显然属于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其处理的课题，既需要宏阔的历史视野，更需要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在繁杂的史料中清理出清晰的线索，并敏感把握士大夫的精神脉搏，对其思想、行动的变迁洞察入微。以本书而论，作者对于士大夫出处仕隐，生死抉择等处的叙述颇具特色。

中国的士大夫，多以儒家修齐治平为己任，一则施展平生所学，展青云之志，二则实现自我价值，兼济天下，三则改善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经济条件。如作者所云，绝大多数读书人尚未经过科举晋身之前，皆贫困潦倒。事实上，这并非明代独有。在皇权专制之下，统治者垄断所有政治、经济资源，贫寒家庭的学子出路有限。而官本位之下，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若无人做官，则权势富贵均不可保。

正如本书余论所载，明清鼎革之后，世家大族兴衰更替屡见不鲜。身世煊赫的天下望族，一旦没有产生官员，则其衰也速；布衣贫寒之家，一旦有人通过科举而做官，则极可能其兴也勃。正因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遂成读书人梦想。然而，改朝换代之际，选择出处还是归隐，则需审时度势。《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尤其注重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时间节点的士大夫，即颇令人玩味。

如天台人杨文启，元末视富贵利达如浮云，入明后被荐入京，辞官不就，后来被授予荆州儒学教授，则“欣然前往”。浙江钱塘人凌彦翀，元末曾出任兰亭书院山长。洪武初年，因举荐出任成都府教授。就此，作者的分析是，此类出仕，均有不得已的无奈，且不忘元朝。作者还注意到，因元代法网疏阔，征税极微，江南士大夫不愿出仕，更愿意在家乡享受富足悠闲的生活。元末之时，因张士诚对士大夫待之甚厚，入明以后，很多江南士大夫不愿与新朝合作。如杨维祯、袁凯、王逢、张昱等人。

与之对应，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选择更为艰难。部分士大夫遗民矢志反清复明，汲汲奔走。另有部分士大夫遗民甘于寂寞，守节不出。如定海薛士珩、宣城沈寿民，长洲徐枋等。而黄宗羲、顾炎武虽能完节，犹未能谢绝人事。此外，相当一批士大夫遗民弃儒改行。自然，也有一部分士大夫遗民不甘寂寞，或出仕新朝，或出来应试。

本书一大优长，是回归历史现场，以传统观念理清时人精神根源，再根据明代士大夫具体所处的情势，引多家观点予以排比，做同情之理解。如“生死之间的抉择”一章，在作者看来，对于舍生取义，晚明时期已经三教合流。明清鼎革之际，士大夫以身殉国或忠孝节义之举，儒道释三家均推崇有加。在明代士大夫身处忠孝节义两难境地的分析中，方孝孺杀身成仁，以身殉道之举，令人荡气回肠！而作者所引黄宗羲、胡适的评论，可谓平实中肯。

要而言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以中国观念研究中国史，延续了传统史学余脉。然而，作者笔下研究的史实，都笼罩于严厉的皇权专制主义之下。明朝皇权专制的程度，超过此前历朝历代。如皇权对相权取得了绝对优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结合，并加强监督控制地方，皇帝集兵刑大权于一身，实行特务统治，加强对百官监察和对士人文化思想的控制，严格的户籍控制等等。这一套驾驭臣民、控制社会之术，可谓变本加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皇权对士大夫阶层和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压迫，其作用决不在小。方孝孺激烈对抗明成祖被磔杀，杨涟冒死弹劾魏忠贤被害，其罪魁祸首都是最高统治者肆意妄为。

所谓天下兴亡，包括明朝灭亡等，很多时候并非士大夫阶层所能掌控，大多由于统治者自身的贪婪和堕落，导致民变、官变或外敌入侵而引发。如果没有严格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皇权可以任意掠夺社会和个人的财富，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始于东汉明帝的廷杖，在明代成为一种制度。它不仅成为皇权惩罚士大夫的有力利器，导致多为大臣和士大夫被打致死，更重要的是，它对士大夫的人格构成了无可置疑的羞辱。在朝堂之上当众露臀被廷杖的惩罚面前，平日自诩甚高、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的士大夫，其尊严可谓荡然无存。据《明史》载，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濬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正德十四年（1519），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鞏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1524），群臣争大礼，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在明代的皇权专制制度之下，犯颜直谏遭到廷杖，反而给书生官员戴上了忠贞刚毅的光环。正德、嘉靖年间的廷杖，既摧毁了文官的精神优越感，又将廷杖与忠贞节义联系到一起，一些人甚至以受廷杖为代价博取清誉。然而，廷杖在扭曲君臣关系的同时，也扭曲了士大夫精神。但是，对此“特色”，《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缺乏相应的分析。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所述多种问题，均与皇权专制主义的极度膨胀，由此产生不可克服的痼疾有关。但是，书中并未延展至此。因此，多处叙述让人意犹未尽。此外，作为一个现代读者，一方面，方孝孺、杨涟的大义凛然令人敬佩，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竞相尊王，而皇权可谓被其唤起的利维坦。当这一利维坦张开巨嘴，吞噬士大夫之时，其凶残令人发指，而这些士大夫的悲剧命运则格外令人扼腕。自秦代以降，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陷入皇权专制泥淖而不得出，个中原因，尤其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