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见李宗仁为何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任务新挑战，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他虽为一国领袖，依然以身作则保持战争时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群众当中值得推广的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江苏泰兴乡下调研了解到当地养猪、肥多、庄稼长得好的经验，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多次讲到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足见其对群众经验的关切和重视。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越是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越重视读史、鉴史，他曾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在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热情，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善于总结成功经验，还在于善于吸取教训，从中寻找成功的先机。他说过：“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1935年1月底，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红军损失惨重。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正是吸取了这一仗的教训，毛泽东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留下了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

因为重视利用错误教训，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时，总是抓正反两个方面。他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既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是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多次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

总结教训不仅指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也包括总结别人甚至敌人失败的教训为我所用。毛泽东有句名言：“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他曾以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为例，说明错误的经验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他认为他本人就是王明的“学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应包括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犯错误的同志。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毛泽东重视经验，但坚决反对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一样是有害的。为了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不能放弃理论学习，要认真读书，把感性的经验不断上升为更具条理性、综合性的理论。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号召全体党员深入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毛泽东重视总结经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勇于实践，敢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创新、不断进步，做好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