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的边界即故乡

原标题：牌坊的边界即故乡

□蒋蓝

2011年8月，我应邀到山东滨州举行一场文学讲座。作家高维生陪我游历了邹城孟林和曲阜孔林，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虬起的柏树和挺立的牌坊。

2012年上演的电影《白鹿原》里，祠堂与牌坊成为两大彰显静止岁月的精神道具。突兀呆立在无垠麦地间的牌坊，不但是历史进程的旁观者，而且也参与其中。庄稼的盈亏与恩仇的明灭，历尽沧桑的牌坊宛如发布人迹的觇标，在低空完成一曲跌宕起伏的大地叙事。

在我的家乡川南，旧时牌坊林立，随处可见。隆昌、富顺、荣县、宜宾、犍为等地，在1949年前，每县均有上百座各式牌坊。面对那些功德牌坊或贞洁牌坊，人们并不急于心怀凛然而下跪，在炊烟拉低暮色之际，赶路的人逐渐将其当做辨认地界与风俗的“消息树”。因为人们知道，牌坊的边界即故乡。

成都作家林元亨新近撰写的《中国古代牌坊小史》，从南到北，不但梳理了牌坊的种类与分布，而且逐一分析了形成这些建筑特点的审美、心理因素。

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切入点，在于林元亨采用了微观史学的方法，鲜活而清晰地勾勒了凝聚在牌坊身上的民族、地缘性积淀。他复原了乡间牌坊底下民众的生活，特别是四川妇女与节孝牌坊，那是她们让渡幸福与眼泪成就的道德建筑。

如何从冷硬的石头建筑里掏出民间烟火呢？

在国内出版界，孔飞力、史景迁等人的著作影响甚大。在现在国内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还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等层面。史景迁早在1970年代就将研究视野放在山东偏僻贫穷的郯城县农村，这是他眼光非常独特的明证。他很早注意到下层民众与社会的关系，可惜这些富有深意的历史维度并未得到国内史学界的重视。

林元亨认为，不能仅看到历史文献的表面，而是要进入到事物内部，并力图去重构一个接近真实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牌坊不仅仅是历史建筑，更多的是葆有“人与事”，将蕴藏在建筑、雕塑中的人迹发掘出来。这可能类似于历史碎片、传奇、故事，但历史不正是依靠这些连缀而成的吗？

林元亨锐意穷搜，采用了大量冷僻的历史资料和罕见图片，辅之以文学田野考察，尽力在大地上复原牌坊叙事。因之，他笔下的牌坊身世，不再是毫无感情的解剖论文，而是一种叙述学的修补术，充分体现了他的微观史学观点和地缘美学趣味。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历史踪迹，都是轨迹。唯有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

所以，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建筑空间（牌坊）串联并敞开，宛如铺展在书案上飞舞的笔触，构成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

一天傍晚，我站在蒲江县的田野里，那里是成都平原与山地的交汇处。我看到一座牌坊，大地的黑暗，似乎是从牌坊脚下升起的。牌坊背后，是流星一般的灯火。

我不禁想起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话：“窗前的灯是家宅的眼睛。在想象力的领域里，灯从来不照亮户外。”但大地上的牌坊，恰有灯火的反照。如林元亨的叙述：“其实，一切都得从一道门开始。禁锢与欲望，秘密与隐喻，神圣与权力，在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大地上散落如众生的牌坊，终究要被还原成一道最初的门——这个朴素的名词，是个出口，也是一个黑洞。而我们通过它，被一道道牌坊所记载与忽略的身世和命运，由此开始。”

《中国古代牌坊小史》林元亨著，中国长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