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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兰德何以最受企业家推崇?


来源:新京报

将利己发展成最高道德,兰德的学说在上世纪美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力,持续到今,从经济学家到企业家,从华尔街到硅谷,都拥有广泛的粉丝。然而,兰德只是代表了美国精神的其中一面非全部,在宗教性上同美国精神截然相反。

原标题:安·兰德何以最受企业家推崇?

爱德华·索雷尔所画若干关于兰德的漫画之一,此幅出自2005年2月14日-21日的《纽约客》。

《自私的德性》

作者:(美)安·兰德 等

译者:焦晓菊

版本:华夏出版社

2014年1月

刘仲敬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作者。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汪宇

启蒙编译所总编辑。

将利己发展成最高道德,兰德的学说在上世纪美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力,持续到今,从经济学家到企业家,从华尔街到硅谷,都拥有广泛的粉丝。然而,兰德只是代表了美国精神的其中一面非全部,在宗教性上同美国精神截然相反。

在1993年,兰德的作品首次被翻译成中文,那时起,小说、演讲、著作和评传等相继来到了汉语读书界,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二十年。

入世

为商业精神辩护

新京报:兰德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年,通过剧本、小说、演讲和著作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比如基于个人主义的“客观主义”,肯定“利己”是最高道德,常被等同于美国精神。但此前,个人主义在美国一直存在,且支撑了美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兰德的思想特质是什么?在美国精神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许纪霖:兰德的影响是在美国,她的书主要畅销也是在美国。某种意义上,安·兰德代表了美国精神,但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美国精神和五月花号船有关系,欧洲来的新教徒,信奉上帝,移到新大陆要建立一个“上帝之城”,此乃美国精神的最初源头。美国没有贵族,而且有广袤的土地,而新教徒又有一种世俗精神,崇尚通过个人的奋斗得到上帝的恩赐。但美国精神具有两面性,一是宗教性,二是入世性,也即“入世禁欲”。兰德集中体现了美国精神“入世”的这一面,但源头还有“禁欲”,也就是宗教性,入世不是为了享受,有着强烈而神圣的使命感。但兰德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这一点上和美国精神中的宗教性截然相反。

兰德的敌人,第一个来自俄国的极权主义,第二个是上帝或神,所以一生都在和两者斗争。对上帝的仇视和美国不太吻合,但何以还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到了后来,美国精神也慢慢发生改变,尽管还有很强的宗教性,但新教精神发展了世俗这一面,不相信眼泪,崇尚个人。兰德把这一面发展到了极致,而她的粉丝集中在华尔街,在硅谷,他们未必相信上帝,但相信自己,相信理性的能力创造财富,改变世界。

新京报:商业精神在美国精神中历来占据重要的位置,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对商业精神有着正或反面思考,但从二十世纪中期到今,何以是兰德的思想最受企业家的推崇?

许纪霖:商业精神,的确是美国精神重要的支柱,比起欧洲来,美国更有商业性,但商业一直是去伦理化和宗教化的,所以在伦理学上缺乏正当的位置。亚当·斯密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创造人类整体的幸福,但他还写了《道德情操论》,强调在伦理上要有第三者的眼光,要有同情心。但兰德提出的客观主义哲学,彻底去宗教化,去伦理化,为商业精神辩护,提出利己是最高的道德。

兰德在华尔街,在硅谷,具有广泛的粉丝,他们从事自己的职业,拼命追求财富,在兰德那里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在兰德小说里找到了自己,拯救世界的超级精英,但这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冲突的。后者崇尚草根,相信宗教,道德观和伦理观是谦卑和诚实,但从兰德到特朗普身上,不是草根式的,而是尼采式的超人。不过,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兰德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人们虽可接受个人主义,但未必接受她的无神论。等兰德成了“教母式”的人物,人们已是各取所需,不太可能全盘接受她。

时时警惕极权的诱惑

新京报:兰德的两本小说《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常年畅销,所表达的思想,通过演讲和追随者的传播,在美国的经济精英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兰德的思想何以在他们当中被经典化?

刘仲敬:这些读者基本上是理念型的人。能懂得欣赏兰德作品的,不是一般的读者,而需要有一定的思维训练。兰德的写作风格是,每个人物都“文以载道”,是某种思想的载体。对于习惯抽象思维和思辨的人来说,这种写法令他们耳目一新,让他们感到正在跟一个强有力的灵魂对话,而这个对话者事先了解他们的思路,且总能抢先一步,比他们想得更深刻。

兰德不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专心研究纯而又纯的学术,而是投入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站在了热点前沿。如果不是切中热点,即使思想上很有价值,可能也不会被关注。兰德出道时,正是左翼知识分子近乎于“一统江山”的时代,从苏联出来很天真,以为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天下,但到了美国才发现并非如此。美国原先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最像知识分子的是律师、牧师和医生,而南北战争以后才大量资助学校,到一战才有了点欧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集中在纽约,跟欧洲的联系比跟美国中西部更紧,倾向左翼,跟美国传统脱节,传统的特征仍是利己发展。受刺激以后,兰德觉得美国也面临着极权的危险,觉得要做点什么,直接干预社会生活。

新京报:这种经典化,比如兰德思想中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得到精英群体的认同时,对美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带来了什么?

刘仲敬:兰德对美国的贡献是不断培养门徒。门徒在美国总人口数量上只是很小的比例,但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所占比例惊人高。这个观念的少数发挥的作用极大,像曾国藩说的那样,他培养出了极少数但坚决果断的核心层,而核心层又带动了不那么坚决果断但更广泛的外围。

但兰德的贡献,实际上有点夸大。美国人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源远流长,比兰德来美国早得多。这种传统比美国成立更早,且始终存在,但更强大的传统还有,比如基督教的社区主义和英国的辉格党传统。在二战后政府扩张的时候,兰德本身起到了作用,在六七十年代,她每次都站出来希望精英分子遏制政府扩张。但做这些事情的,不只有兰德,也不只有兰德这批人。美国的个人主义有很多流派,巴克利保守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其实更接近后来里根开创的传统,相对于兰德,他们更主流一些,尽管在大方向上有很多共同之处。

在中国

寻找企业家精神

新京报:在1993年,《新个体主义伦理学》(后译“自私的德性”)被首次翻译成中文,那时起,兰德的著作、演讲和小说等陆续来到了汉语读书界,但在体系上不成系统。到2007年,“安·兰德丛书”改变了这一局面,而其中多数是首次被译成中文。是怎样的思考使你做这一引进工作?

汪宇:引进安·兰德的过程,于我而言,是一个必然的行为。我所处的环境,经过了早期改革开放、农村的包产到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企业的各种责任制和“经理挂帅”考核制,这中间也经历了“姓资姓社”的争议和讨论,进入到了商品经济的社会,进入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向“钱”看,是“利益挂帅”,但同商品和市场经济相关的伦理没有建立起来,而传统的伦理也不适应,且被极左破坏了。这些都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缺乏一个伦理道德的支撑,这个支撑点在传统和现实中都没有。我带着这样一个思考开始阅读,翻阅商业伦理学方面的书籍和工具书,于是在这里面发现了兰德,在它们介绍兰德主要观点的时候,我常常是眼前一亮,觉得找到了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兰德以个人伦理为基础的客观主义伦理学。

新京报:在这一年“安·兰德丛书”的序言中,感受到了你的惊喜,比如向学者们介绍她时,你形容自己“逢人必说,喋喋不休”。但时隔七年,到了2014年,你为《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撰序,在心态上发生了一些转变,兰德身上的局限同时进入到了你的视野。何以会有这样的转变?

汪宇: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了二十几年,人们对市场经济及所需要的道德伦理关系,都有了新的思考。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没达到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伦理道德的水平。

同时,从无到有,从冷到热,从被漠视到被崇拜,兰德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国的境况也不一样了,我必然对兰德的传播也有变化,从一个“始作俑者”和“积极的倡导者”,转变到怀有一定的重新思考。这不只是个人阅历和所处的环境的变化,我作为一个出版人,一个编辑,这样的角色也必然有这样的变化。我对我传播的思想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但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兰德的伦理思想还是利大于弊,还起着比较积极的作用,而她的正面作用还没有达到高峰。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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