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继续改革丨凤凰评论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在中国人迎来邓小平逝世20周年之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对待历史赋予的宏大使命，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一关键的时刻，重温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显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其政治经验极其丰富。他早就意识到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关系，制度建设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0-343页）

邓小平的这篇发言内容丰富，涉及民主、法治、公民权利、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家长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问题，他尤其强调制度建设。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强调，“​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6页）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在谈话中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42页）

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和观点，决不是泛泛之谈。它既凝聚着中国自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和教训，又集中体现着邓小平在政治运动中遭受的切肤之痛。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思考各种追赶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郭嵩焘等少数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进入制度层面的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朝野上下、官方与民众普遍认同的方向。然而，官方意志不能满足知识精英和民众的心理诉求，导致了辛亥革命爆发。

孙中山认清了中国的方向，那就是坚决融入现代化。就此，他发出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国建立之后，无论知识精英、媒体还是国民均缺乏必要的耐心，对于其后的国会政治期望过高。以为国会一开，政治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此外，中央政府缺乏权威，国会内部派性争斗过于激烈，导致国会政治难以运行，中国首次民主实验遭到了失败。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很快向中国输出革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的政党革命兴起。在这股潮流中，邓小平投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夺取了政权。

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一百多年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探索着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无数的仁人志士，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由于皇权专制主义传统过于悠久，以及地缘政治、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坎坷。1949年以后，中国先后经历了大跃进、“文革”这样的巨大浩劫和灾难。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重新回到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经过了30多年对世界文明主流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终于真正融入了世界。

显而易见，这样的选择既是民众的普遍诉求，也是邓小平认准的方向。作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邓小平对于人治所造成的危害刻骨铭心，他对民主、法治、公民权利的强调，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呼吁，都试图努力让权力受到制度的制约和管束，让过去造成的灾难不再重演。

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某些观点具有超前性，到现在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例如，它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包括奥斯曼帝国、俄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曾经试图保持政治体制不变，只做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这样的尝试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挫败。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鲁格、詹姆斯·A·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长久成功，必须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如果保持攫取性的政治制度，然后实施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是，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将改变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最后，使得它变成攫取性的经济制度，国家最终失败。

对照邓小平的发言，两位学者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对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潮流即可发现，中国正在经历着很多国家此前已经走过的道路。怎样避免重蹈覆辙，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为坚实和平坦，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小团体利益或者一己之私，阻挠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例子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都遭遇了失败，有的至今仍未步入现代化的大门。1949年之后的30年，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教训。至少，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上，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仍然可以在当下发挥积极的作用。

迄今为止，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改革目标仍未完成，在他去世后的这20年里，有些他所说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例如，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的精简；官员的特权与腐败……另一方面，官商结合构成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对国计民生造成的巨大危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效制约权力，并完善各项制度，同时，进一步深化和加强改革开放。

继承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使命，是当下的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任务，我们无路可退，唯有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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