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退居二线前突击提拔“自己人”？

原标题：谁在退居二线前突击提拔“自己人”？ 

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对部分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喊话。

《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题为《正确看待“二线”干部的“退”》的文章称：少数领导干部退居“二线”后心不甘、情不愿，退居“二线”前夕突击提拔“自己人”，为自己“留后路”。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早在2002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就有明确规定，“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不准在机构变动和主要领导成员工作调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或者干部在调离后，干预原任职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2014年1月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印发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也规定了“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和“严禁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2016年12月，中组部又修订了《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强调“不准突击提拔调整干部，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

那么，是哪些“老领导”敢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急着在退居“二线”前突击提拔“自己人”、“留后路”呢？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热衷提拔“自己人”的，首当其冲的是副国级“大老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

2007至2013年，苏荣曾在江西主政6年，中纪委在通报中称其“大肆卖官鬻爵”，其曾自述“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

十八大后，江西多名在苏荣任上获得提拔的省部级官员落马，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原省委秘书长赵智勇等。

其中，2015年2月被“断崖式降级”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就是被苏荣“突击提拔”成为省部级高官的。

曾有媒体报道，早年的许爱民，并不被苏荣“看好”。

2001年至2011年，许爱民主政景德镇10年，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苏荣2007年任江西省委书记之初，对景德镇的发展很不满意，还在会议中多次批评许爱民，喊话“不换思想就换人”。

此后，许爱民四处托关系，最终跟苏荣妻子于丽芳搭上了关系，认于丽芳为“姐姐”。从此苏荣对许爱民的态度也大为改变，在2011年和2013年对其两次提拔，在离开江西、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个月前，他将许爱民提到了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苏荣这样的领导，他提拔的下属会如何呢？前述提到苏荣提拔的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就在2014年6月落马后，被曝出“离任前突击提拔女干部”。

2005年6月至2006年12月，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赵智勇兼任九江市委书记。2006年在离开九江前一个月，赵智勇一口气提拔了32名女干部，其中一名学校女教师直接被提任到团委九江浔阳区副书记的位置上，成为副科级干部。

赵智勇

不过，此后这名被突击提拔的女教师成为“被举报典型”，后被调回到学校原岗位。据统计，这批女干部中，至少有4人此后被“打回原形”。

2014年7月，赵智勇被“断崖式降级”，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

湖北原副省长郭有也曾“突击提拔”。

2008年2月至2012年7月，郭有明在湖北宜昌担任市委书记。早年的郭有明对干部提拔管得比较严，曾有宜昌市委的干部对媒体透露，郭有明在主政宜昌时“比较抠”，提拔干部甚少。

然而，在其2012年7月调任湖北省政府前，却对提拔干部“放了水”。

在调任前半年里，宜昌市先后有5批26名干部被公示提拔，其中25人由宜昌市委组织部考核任命，提拔为县级干部。

当地官员认为，半年提拔20余人，是郭有明对当地干部“心有愧疚、在离任之前提拔弥补，临走大方了一次”。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十八大后被打掉的第一百只“老虎”、枪杀情人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在“提拔自己人”时，出手最急。

赵黎平曾在公安系统任职整整40年，在2005年官至自治区公安厅“一把手”。

有媒体报道，赵黎平曾把妻子、儿子都安排到公安厅工作，他的妻子原本是一名国企员工，下岗后享受公安厅副处待遇，实际上并没有上过班；他的二儿子是名艺术爱好者，也进入公安厅工作，担任某市公安局副局长，此外，赵黎平还帮助海南省原省长冀文林安排亲戚到公安厅工作。

2012年7月离任公安厅长前一周里，赵黎平“火线提拔”了10余名干部，均是从正科级提至副处级。此举造成公安厅领导抱怨，“3年不用动干部了”。

而赵黎平的“突击提拔”也得到了回报，他在退休后，依然使用着公安厅的公车。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梳理发现，除了副国级、省部级“老虎”，低级别官员中突击提拔的案例也不少，其中堪称“之最”的，是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他在担任长治县县委书记最后两个月里，共提拔多达4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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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有干部退居“二线”前突击提拔“自己人”

每逢地方换届，总会有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同志调动工作岗位，也有一些同志因身体、年龄等原因离开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多数领导干部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能够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但现实中，也有少数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职务变动，退居“二线”后心态失衡，出现消极、抵触情绪，甚至违反组织纪律。

有上就有下、有进就有退。有的干部在领导岗位上干了两届，十分清楚换届时自己的“帽子”可能会动，于是，在“反正也提拔不了”的意念驱使下，被动应付工作，把本该完成的事拖着不办、把任内的活交给后来者，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有的干部本来一贯工作积极，退居“二线”后心想“船到码头车到站，工作好坏不显眼”，形象不注意了、工作也随便了，办公室常常唱起“空城计”，却沉迷于“麻雀台上论英雄，杯光酒影见高低”；还有一些干部大半辈子廉洁从政，但年龄一大，自感提拔无望，便放松了对自身的纪律要求，甚至不讲公德讲私情、不讲原则讲变通，心怀“辛苦了大半辈子，不能就这样雁去无留声”，结果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接了不该接的人情，以致晚节不保。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正反两面“镜子”。很多党员干部退居“二线”后工作热情不减，工作态度不变，一如既往地发光发热，甚至退休后也是如此。杨善洲退休后还造出了万亩森林，为社会创造了上亿元的物质财富，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此相对，也有少数领导干部退居“二线”后心不甘、情不愿，退居“二线”前夕突击提拔“自己人”，为自己“留后路”，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疯狂敛财、给后任班子设阻。这些表现，根子还是党性不纯，甚至原本就党性缺失。

“二线”干部的“退”既是“自己的事”，也是“组织的事”。“二线”干部“退”得好不好，关系到地方换届是否有序推进。“二线”干部若管理不好、使用不当的话，既会造成党政人才资源闲置，又会影响党员干部的社会形象。

对干部自身来说，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短时间内或许有些不适应，但必须及时调适、转变角色、摆正位置，清醒地认识到“二线”干部，也是党的干部，是党的干部就应该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甩手掌柜”当不得，“卸担子混日子”更要不得。领导干部退居“二线”是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的务实之举，那些认为“二线”干部是“日暮西山”的说法，折射出对他们尊重不够，这也导致部分“二线”干部即使主观上想干点事，也会因怕被误认为出风头而不敢放手干。因此，“二线”干部所在单位也应给予充分尊重，为其继续作贡献营造良好氛围。对各级党组织而言，则必须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用好干部“能上能下”的指挥棒，加强对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等政策法规的宣传运用，引导干部队伍端正思想，正确对待荣辱得失与角色转换，确保地方换届顺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