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年代的政治实验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一、辛亥革命是偶然的吗？

对于现代化的本质，李鸿章有着清醒的认知。

同治十一（1873年）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写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光绪元年（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时，李鸿章再次写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现代化具有强制性，其来势汹汹，不可抵挡。无论是否愿意，这股世界性的潮流都将裹挟所有国家的参与。统治者想继续紧闭国门置身于现代化之外，防止以夷变夏，已经没有可能。此前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已经让清政府和士大夫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冲击前所未有。官家主义下的宗法制度，对外的朝贡体系等等自秦代之后运行两千多年的体制，此时都显得颟顸而笨拙，并失去了维系下去的合法性。由于清政府的改革滞后于立宪派的要求，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以此为起点，《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展开了历史叙事。100年前激变时代的画卷，也随着作者们的描摹徐徐展开。从官家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中国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关于辛亥革命，第一章的撰写者廖大伟以“低烈度”和“大业绩”喻之。前者是强调其有限革命的性质，以区别于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后者是强调其世界性与现代性。

辛亥革命起于改革失败，继以军事暴动，终于谈判议和，整个过程虽变幻曲折，但整个国家无疑往前大进一步。从战争角度观察，军事冲突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爆发，时间也仅有125天。战事最为激烈的武汉之战，为时49天，起义军战死4300余人，受伤4100余人，清军方面因武器装备和作战素养更强，估计伤亡更少。纵观中国古代暴力造就的王朝更迭，其低烈度并不多见。同时，辛亥革命以很小的转型成本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使得实施2000多年的秦制被一举摧毁，可谓秦代之后所仅见。

而辛亥革命的“大业绩”同样不容忽视。它让清廷和平移交政权，并建立了共和政体。此前，被皇帝一人掌控的政治权力，在民主政体下做出了明确划分，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制衡，国会政治得以初步建立，这都是中国几千年未有之举。

辛亥革命是偶然的吗？廖大伟明显不同意李泽厚、张鸣、陆建国等人的观点。在他看来，武昌起义的爆发，“归根结底是时代变了，社会变了”，这两者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大变化，“而且将一切矛盾聚矢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这个时候出现革命高潮，“因为时机与条件已经具备”。清政府控制的改革，“总是迟缓于社会需求和民众心理所期待的节拍”。清政府的改革失败，“一是迟缓，二是迟了之后还缺乏诚意，一心只想要消弭革命，一心只考虑皇权永固。”用阎锡山的话说，“戊戌立宪，成世帝王。丙午立宪，国破家亡。”在辛亥革命的发生原因上，作者的观点是：清政府一再失误，错失了改革的最好时机。

二、被官家主义笼罩的中国社会

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划分，第一波民主化长波是1828—1926年，第一波回潮是1922—1942年。中华民国1912年建立，正好处于第一波民主化长波之中。亨廷顿将政治转型粗略划分为三种模式：主动转变（改良），政权取代（决裂），交相改变（决裂式改良）。而辛亥革命，似乎将三种模式融合到了一起。

然而，民主的建立与民主的巩固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不同的国家，由于继承的政治遗产、文化传统、社会格局的区别，民主的巩固也结果不一。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民主制度得以初步建立。但是，政治家个人的素质，以及政治团体的政治操作，仍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地方。

以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为例，华盛顿领导的美国军队，与英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它的时代》显示，当时美国各州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吝于支持美军，部队官兵的薪水经常被拖欠，武器装备、食物、衣物等等严重匮乏。在这场战斗中，华盛顿一直被军费不足的问题所困扰，麾下官兵对此多有怨言。战斗七年之后，美国最后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此时，有人劝说华盛顿拥兵自立为王。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仁义著称的赵匡胤也不例外。但是，华盛顿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以自己崇高的威望说服了官兵，解散了部队，回到家乡继续做农场主。其后，又以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支持了费城制宪会议。当选首任总统之后，他做满两届即毅然辞职，为此后的美国总统树立了杰出典范。

正是由于费城会议所制定的宪法，美国建立了联邦制，实现了横向的三权分立，纵向的中央与州的权力分割。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分明，而且都很强大。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美国获得了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中美两国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社会现实并不相同。此前，美国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代议制，以及法律制度都被移植过来。由于北美地广人稀，英国对美国的统治及社会控制力很弱，美国形成了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而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笼罩于官家主义制度之下，官权牢牢钳制了整个社会，即便是县以下的基层，仍然被官权的五指山牢牢控制。由于官尊民卑，中国民众普遍缺乏个人的权利意识。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从政者和政党的政治意识、政治操作手法、底线以及政治品格就显得更为重要。《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杨天宏揭示了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权力斗争。由于双方都没有为中国政治制度铸造出超越性的品质，中国由此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

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历史局限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同盟会1911年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开会，宋教仁力主内阁制，权力在国会。而孙中山力主总统制，权力在总统。最终，孙中山的意见胜出。然而，按照事先约定，孙中山不久之后就必须交出权力，让位于袁世凯。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约法》，将自己就任时实施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国务院获得了很大权力，而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与此同时，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院获得了广泛权力，以约束行政权。西方的责任内阁制，除了规定议员对政府的约束力，大多同时也规定总统在必要时可以解散国会。但是，《临时约法》仅立法机构参议院有“同意权”，而行政机构的总统却没有“解散权”，违背了分权制衡的法理。事后，连革命党人谭人凤和章太炎都有检讨。

由于参议院立法权过大，而大多数参议员都是“孙党”，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国会立即着手修改《临时约法》，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历时三个月完成《天坛宪草》。《天坛宪草》虽部分修改《临时约法》，但仍保留国会对于行政首脑任命官员的同意权，继续实施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所提的“约法增修咨询案”被国会否决。

于是，袁世凯授意各省督军和民政长官反对。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国会。其后，袁世凯、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后引发的新旧国会之争，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时人杨荫杭质问到：“因北方武人破坏法律，于是乎有‘护法’，用意至善也。然频年护法，频年内乱，人民怨讟，信用丧失于外，而法律破坏如故，则知所谓护法者，实未尝有丝毫之成绩。虽爱护法者，亦不能为护法者讳也。不但此也，广西人护法，广东人亦护法。同是护法也，何以一转瞬间，广西人与广东人又互相吞噬，一若有不共戴天之仇？向者与北方不能相容，固曰法律破坏，广西人与广东人不能不合力以护之也。试问今之所护，又是何物？”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审视，辛亥建立的共和政体与国会制度有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

首先，《临时约法》出于孙中山主导的同盟会议员一方所定，偏向明显。按照美国宪政专家布鲁斯·阿克曼对美国宪政的研究，制宪必须有广泛的代表性。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各个省应该都有代表参加。其次，制宪完成之后，宪法要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足够的权威，就必须以相应的程序，通过民众的确认，比如投票，以获得合法性。第三，由于国民党在议会大选中获得明显的优势，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与袁世凯主导的行政体系产生了激烈冲突，以致正常的行政决策困难。这种离心式民主导致了民主体制的崩溃。第四，未能规定现役军人不能担任行政职务。整个北洋时期，总统和地方行政首脑都有军人担当。第五，地方割据严重，国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尤其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力和权威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第六，经济发展水平过低，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第七，政界人士、知识精英和一般民众对于民主的期望值过高。他们不明白，民主决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国会政治更需要一定的成长期。对此，不仅需要善良的愿望，更需要足够的耐心。

例如，所谓曹锟“贿选”事件出来之后，立即引来了人们对国会政治的非难。对此，杨天宏给予了史实的清理。所谓的曹锟“贿选”，其实情乃是因为议员南下甚多，难以达到法定之数。为吸引议员参加总统选举和制宪，他给出席者发了500元出席费，其后又发了5000元的支票。然而，这5000元不能完全说是贿赂，据国会统计，“政府积欠民二、民六及民十一岁费旅费等项，每人应得4600余元”。议员因生活困难，曾多次索饷。曹锟此举，固然有笼络议员的嫌疑，但与秘不示人的行贿显然性质不同。

纵观各个民主国家，在制度和法律尚不完善的时候，都曾出现贿选现象。纷乱之象，并不比中国稍逊。著名学者秦晖认为，“贿选这个事，其实理论上讲是搞不成的，为什么呢？用经济学的角度讲，它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你送给我一瓶酒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投没投你的票你是不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喝你的酒，又不投你的票。你就算有权力查你也查不了那么多。”

对于民主的理解和实践，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有其短。杨天宏认为，“袁缺乏民主意识，手段陈旧，难以将中国引至现代政治指引的方向。但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许多同时代人不能提供的东西。”罗文干曾比较袁世凯生前世后的区别，“较诸袁氏死后之执政者，则袁氏已不可及矣。袁氏之世，法令能行也，国库裕如也，各省肯解饷不敢截留也，官制官规非毫无定制也，中央之政不必请命于军阀也，对外尚能统一也，吏治也考绩也，仕途不冗滥也，百官不能躐等也，官方尚能整肃也，登庸有考试也。”至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重建的时候，要求其他党内同志向其个人宣誓效忠，并且摁手印，实为不妥。此外，其争取外援所用的方式和手段，固然可以理解，但也大可商榷。

因为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加上离心式民主制度，最终的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中国人首次民主探索遭遇了挫败，但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毫无疑问，它是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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