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忆：为给父亲减罪不足17岁就去东北插队

核心提示：1968年底，我被分配去学习赤脚医生。也许那是于老师唯一能帮我争取到的机会。1969年4月，不足17岁的我为了给老父亲减轻罪过，又去了东北插队。

知青 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作者：谭芯芯，原题：75岁的老师64岁的丫头

我和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通过一通电话又取得了联系，那一通电话，是老师周折了好几位同学才得到的。她在电话中叫我“丫头”，这一句“丫头”，把我一下扯回了那个年代。

1965年9月我上初一，不足14岁，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于老师。

老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于淑坤。于老师大学刚毕业，当我们的班主任，兼任其他班的数学课。从此，朝气蓬勃、教学有方的于老师把全班同学牢牢地凝聚在一起。

我是学习委员。有一次于老师病了，我像个小大人似的帮她把全班的作业批改了，又带领同学们上自习课。我没觉得什么，谁知这事却让于老师非常感动，感动之中还带着歉意。

第一学期结束，于老师发给我记分册的时候告诉我别骄傲。家长会后我才知道全年级8个班只有我4门主科都得了5分。优秀的成绩激励着我：争取得金质奖章！

开学后不久，于老师和教语文的陈老师一块儿到我家家访。我没怎么接近过陈老师，但喜欢他的语文课。陈老师50多岁，给我们朗读《欧阳海之歌》，好多同学感动得哭了。我没哭，但欧阳海成了我的偶像，插队种地的日子里，跟在马犁杖后面播种时要用一根拄棍，我在杨树棍上刻着“向欧阳海学习”。

我语文好，陈老师对我很偏爱，他让我坚持记日记，并批语：“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努力，进步将是惊人的。”学校召开讲用会，我被指定为代表发言，陈老师帮我改了好几遍稿。举办成绩展览时，陈老师给我写了很高的评介。

1966年5月我们停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诋毁于老师的大字报中有我的名字；陈老师挨批斗时多了一条罪状：反革命老师培养了一个反革命出身的尖子生（指的是我）。

岁月疯狂，人也疯狂。

1968年底，我被分配去学习赤脚医生。也许那是于老师唯一能帮我争取到的机会。1969年4月，不足17岁的我为了给老父亲减轻罪过，又去了东北插队。

是于老师送我们几个同学去的。她把我们送到屯子里安顿好，三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于老师告诉我那次从东北回来的路上她流产了。

特殊年代的至深烙印，使我对于老师、陈老师有着特殊的思念和真情，我不能忘记他们。

七十年代初我回北京探亲，曾经给陈老师打过一个电话，说很想念他。当时陈老师还没有恢复教课，骑着一辆三轮平板车来到我家门口。他不知道我在东北插队，而是听说我被遣返回四川老家了。我们就在门口聊了几句。陈老师说星期日可以和我去北海玩儿，当时我答应了。陈老师走后，我却越想越觉得不妥：我一个女孩家和一个男老师去玩儿？反复掂量后我打电话推辞了。

而当我再次打听陈老师，想再去看看他的时候，于老师告诉我，陈老师已经去世了。她说陈老师曾经问：“不知道谭芯芯找我干什么？”

我非常后悔。扭曲的岁月，使我的心灵也蒙上了尘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