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当选看美国的外交政策

导致这场“意外”的原因是什么？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8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随之而来的是外界对美国新总统的外交政策更多的关注和追问。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导人当选，会让一种担忧在全球盛行——其他国家领导人更多地思考和猜测美国未来的政治制度，这是对世界格局稳定性的考验。外界更愿意接受一个强大但熟知的美国总统，因为即使是貌似强大但可预知的对手，也要比“不可预测的”总统可能造成的波动要小。

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成功调动了那部分对美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感到失望和厌恶的选民。特朗普的政治地位和观点赢得了大部分美国民众的支持，这些人认为美国之前所倡导的全球化政策并未对他们这些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成为“失败者”。

众所周知，世界财富的再分配不仅是资金从发达国家转向欠发达国家，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内部也不断进行着财富分配。发达国家为了能在国际舞台更具竞争力，被迫在国内实施紧缩政策，比如，降低劳动力成本，这导致了国内财富的再分配。

另外，美国社会还有一种强烈的质疑声，特别是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动摇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怀疑当前国际贸易的效果以及不平衡的社会现状。1990年末，美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更支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张限制进口。特朗普之所以能赢得大选，正是由于在选举前注意到了选民的这种愤怒和声音。

无论是选举前还是选举后，特朗普的发言都表现出了极为罕见的极端作风，这也暴露了他性格上的弱点和缺点。但也许这只是他为了引起外界关注而采取的宣传策略，最后的选举结果也证明了他的这一做法是成功的。在这次选举中，他和他的团队始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是否预示美国当前处于两种政治体系叠加的阶段，即“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美国的地缘战略是否也会发生转变，趋向更优先考虑美国本土事务。特朗普极端而独特的风格，恰好使他能很好地承担起美国政策转变所引起的外界反对压力，从而不影响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国际声望。

要想找出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释：第一，美国成立以来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结构体系；第二，美国外交政策不断转变的基础。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全球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影响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

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倾向，即认为自身是独一无二的。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这方面尤为凸显。美国声称拥有独特的地理地位，使美国天然具有安全性和中立性，其国家机构——最大的议会制民主制度国家，影响着外交事务和立法事务，美国始终强调其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其宪法制度的“神圣”。

通常我们所谈论的美国政府，并非是指现任总统的管理策略，而是其所代表的整个美国政治制度。这是为什么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产物，他们有一整套政治团队的扶持。国家的每个政策决定虽然在表面上是出自总统的决策，但本质上是由其幕后的顾问团队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在优先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综合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后所提出的。美国已经耗费多年打造了当前的政治制度，包括一系列组织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这些都不容许某个个人或机构来改变。

对美国来说，宪法是高于国家任何法律政策的，甚至认为美国宪法可以让国际法和其他国家主权或国际机构做出让步。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他们试图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体现这种美国自认为的“独特性”。

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并非一成不变，常体现矛盾性、曲折性和俯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三种政治思潮曾主导和影响美国的政治战略——自由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些思潮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会在某种时代需要下再次被提及。很难清楚划分究竟是哪种政治思想更多影响美国的政治外交活动，因为这三种思想常常同时影响着美国政府。美国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非常现实和实际的，但却常常以一种理想主义特征来包装和粉饰。因此人们仅仅在学术层面上习惯性地分析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

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逐步形成，期间伴随着对现行孤立理想主义的不断整合。美国深信其地理位置和国家目标的神圣性，这是美国必须要维护其意识形态和国家体系的根本原因。在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美国独立宣言》和乔治·华盛顿的演讲中，都可以发现孤立理想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文字中无处不在强调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以及美国是“民族主义的信标”，声称美国的价值观是平等和道德，甚至宣称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平等和公平的国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坚持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应仅限于贸易伙伴关系，而非政治合作关系。这种理想主义的观点将伴随在美国的每个外交声明中，因为这一观点自美国政治结构成立就已经在发挥作用，理想主义和门罗主义都对美国的结构建设至关重要。这两种观点都是为了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当时世界并未看到扩张霸权的特点，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才逐步被观察到。

在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的同时，孤立理想主义的影响在逐渐消退，逐步让位给干预理想主义。这种变化中罗斯福的观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声称，美国的利益并不限于美洲大陆之内，因此，美国不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动态无动于衷。美国这种从孤立使命的外交政策向传教士外交政策的转变，对世界的影响很大。据此，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了两个重要概念——权力和国家利益。

常被拿来与政治理想主义对比的是政治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总是倡导理性对待外交政策，这是基于明确的外交目标，但也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最终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常常殊途同归，但是其最初的思路标准是不同的。

这种政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杰克逊（A.Jackson）和亚历山大·哈密尔顿（G.Hamilton）。哈密尔顿和杰克逊的学说都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但对国家利益的划界问题存在分歧。两个学说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外交政策的定义，外交政策中应如何体现贸易和经济关系。哈密尔顿学说的一个关键项是倡导正和博弈国际关系。他认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可以促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从而推动一个积极的正和博弈（非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合作国之间形成一种互利网络。这样可以保证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

冷战结束后，美国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而是此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迷茫和浮躁的新世界，美国试图以管理者的身份处理国际事务，像“君主”管理国家一样的方法，因为美国是当时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观点曾出现在前美国外交部部长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的发言中。奥尔布莱特曾放言“除美国外的国家都是低价值的，相比与其他国家，美国会看得更远、更好，是唯一可以判断未来的国家，美国是不可替代的，其他国家是不能套用美国的方法的”。奥尔布莱特的观点代表的正是美国的政策，但这种想法却使美国陷入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泥潭中。

冷战的结束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这期间的美国扮演着霸权国家的角色，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就像是“君主”。这种看法导致美国最终陷入泥潭，失去了“管理权”。当前的世界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具备道德上的公信力，才能行使对全球经济政治的“管理权”。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对美国社会的各层面都产生巨大冲击，也是美国外交政策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9·11”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改变。这是自美国成立以来美国第一次在本土遭受到的袭击，在此之前，美国仍坚信其地理位置的安全性。自此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力都逐渐解构，以“自我削弱”的方式陷入反恐战争的泥潭中，这种对美国实力的削弱是多重的、复杂的，包括对军事实力的消耗。

世界秩序存在实现稳定的机会，特别是当出现威胁世界和平的恐怖主义时，各国之间的合作就尤为重要。此时，合作是必须和唯一的方法。但合作的结果应该是各国采用统一策略面对恐怖主义，而非像当前呈现出的状态那样，反恐行动似乎仅仅是为了显示自身的战斗力比恐怖主义更强。武力不能为任何一个政府赢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反而会招来更多的质疑声和反对声。

美国政府对“9·11”事件的危机处理方法已被证明是战略上的“灾难”。反恐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作，它要求集合国际社会各界力量，采取统一的打击行动和预防措施。美国长期对自身的“霸权威望”和“政治威望”引以为豪，但“9·11”事件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地位。因此，为了强调自身的地位，美国将反恐看做是自己的事务，甚至在其他国际事务中也忽视其他国家甚至国际组织的意愿，想要以带头人的身份处理反恐问题。当然，美国的这种行为也导致了美国政府在各层面成本的加大，特别是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被迫减少。

唐纳德·特朗普对于美国政治现状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观点，都较多地借鉴了安德鲁·杰克逊和亚历山大·哈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理论，但特朗普在多个场合的公开演讲中努力用充满理想主义的语言包装了其现实主义的目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两位前总统罗伯特·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能够成功当选，都得益于现实主义理论。

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重新在美国政坛盛行，随之而来的还形成了孤立主义在小范围被采纳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更多地通过建立单边外交的方式来维护美国利益，回避开展多边外交。托马斯·杰斐逊（Jefferson）的学说认为民主对维护美国利益至关重要，民主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方法，他还指出美国应该在此框架下不断寻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捍卫美国独立自主权的方法。

特朗普对政治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整合，意味着美国将实施混合外交政策，美国的政策将更倾向于孤立主义，美国将在经济（国际贸易）范畴或政治层面重构符合现实主义的地缘战略目标。

总之，美国一方面在历史中不断倡导理想主义，一方面又始终维护其现实主义目标——建立霸权国家。

基于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多方面原因，特朗普很可能会使美国未来政策更倾向于国内。在此，我不想对当前国际体系的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也不想对比当前各国际势力的现状。我将重点找出特朗普之所以当选的重要因素以及特朗普改变美国政策的原因。

我认为，特朗普当选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美国的未来应该更着眼于国内技术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目标似乎是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特别是中国，但自2001年开始这一优势逐渐缩小。

第二，美国将在未来加大对新能源开发技术的投入，从而引发“新技术革命”，一方面美国自身可以不再担忧石油能源的供给问题，一方面让欧洲不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这也是美国地缘战略中的一部分。

第三，美国需要改变地缘战略的重点。美国要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主要的目的是，逐步从中东的地缘系统中脱离出来以及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积极参与北极圈的石油开发和管理；试图离间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上的紧密关系。

第四，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世界财富再分配。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4万亿美元，到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120亿美元。此外，中国政府在2013年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性发展计划——“一带一路”，以此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超过60个国家，覆盖4.4亿万人（世界人口的63％）的国际组织已经主动表达了参与意愿。预计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中将有55.2％为中低等收入国家，6.9％为高收入国家，％的低收入国家。唐纳德·特朗普的观点似乎与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十分接近，他们都认为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就是让中国从中的获益相当于美国的损失。

第五，试图实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一直坚持拥护全球化体系中经济和政治应当分离这一观点，美国长期倡导没有任何限制和国界的国际贸易体系。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体系中，以上提议符合美国的本质利益。但随着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体系和新的贸易强国的出现改变了现有情况，使美国不再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受益。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政策改变的信号，美国要在科技、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多层面重新规划，从而扭转当前逐渐消退的美国现状，重拾美国的霸权地位。

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特朗普宣称美国应该从国际事务中适当脱离而重新回归国内，一方面众所周知，美国的目标仍然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在当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上述说法看似有些矛盾，这也许正是美国在未来国际关系中调整策略的战术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当今的世界早已不同于冷战以后的时期。美国必须在当前趋于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中，关注更多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方面，一些新兴力量已经对全球化体系中国际组织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的规则等贡献了提案，展现国际地位。“一带一路”便是其中一项提议。

美国是一个大国，它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应发挥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应积极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特别是其他的大国，例如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建立稳定的国际框架和国际秩序，减少矛盾激化，从而解决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最终创造一个和平和繁荣的国际环境。特朗普的当选究竟为美国的未来带来什么，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