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市民能对雾霾做些什么?

像雾霾这样的环境问题,需要社会共治来解决。

环保部、北京市主要领导接连就雾霾发表看法,表达歉意,显示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迫切之情。紧接着,北京市发布《雾霾防护常识十三问》,既是一份正式的科普文件,也是一份关于雾霾的行为指引。

雾霾治理有主体,政府担负治理的主体责任。控制雾霾有责任分担,高排放生产和建设单位首当其冲。应对雾霾有措施,政府监测、监控、监管,以及制定预警和应急预案,并使工作按预案落实。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也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内心。

普通市民呢,对雾霾能够做些什么?很多人会说,可以呼吁政府加推措施,监督政府、部门和企业落实。这都是必要的,也产生了作用。此次北京市“雾霾防护常识十三问”,指引市民在雾霾期间的行为,包括减少外出活动,合理选择口罩,加强个人卫生,重视儿童和老人防护,有症状对症治疗,选择合适空气净化器,避免室内吸烟,调整烹饪方式,注意居室卫生等。各项建议,还有具体内容,很生活化,有可操作性。

这些是否足够了呢?我想,雾霾既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方式和阶段有关的问题,也是一个与人们生活观念和方式有关的问题。普通人是雾霾的受害者,人们因粗放的增长方式而受害,因高排放的生产方式而受害。但普通人也不只是受害者而已,人们都在谋求“更好的生活”,怎样的生活是“更好的”,也有基于个人的理性判断。这一点,正如每个企业都在谋求“更好的发展”,对怎样的发展是更好的也有基于企业的理性判断。

但是基于个人、单位、企业、部门、地区的“更好”,未必带来社会福祉的必然增加。一个企业的效益搞好了,但城市的空气搞坏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加快了,但整个地区的环境受害了,这些都是不少见的。至于个人,每个人都去住更大的房子、穿更多的衣服、消费更多的食物、用更多的电、开更大排量的车,生活改善了,这每一项生活改善的后面,都意味着消耗和排放的增加,所有的排放最终体现为企业的生产。

过怎样的生活,怎样是更好的生活,标准产生行动,行为带动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生产产生排放,这是一连串的作用。发达地方的人们更好的生活产生的更多排放,往往放在不发达的地方完成,这就是“产业梯度转移”。发达国家的人们一面过着高排放的生活,一边指责为其供应商品的地方高污染,本身有不道德的成分。同样,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当成一个雾霾受害者,而不检视自身“更好的生活”中是否有与绿色发展不协调的观念和行为,不自省个人生活方式的环境后果,对自身“更好的生活”所产生的环境责任缺乏愧疚,也并不符合生态道德。

像雾霾这样的环境问题,需要社会共治来解决。环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公地”,每个人几乎都可能造成一些损害而满足个人的利益,而损害的责任则难以追究。每个人都是雾霾治理的参与者和责任者,都该去做点什么,而不是每个人都制造点问题,然后成为大问题时每个人都以受害者心态来抱怨。

作者

刘洪波

刘洪波

《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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