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为什么没有镇压二月革命

缺乏军队的介入,警察局在上面态度不明朗的状况下,就如何实行逮捕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任由各分局“自己处理”。

沙俄在1904-1905年输掉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在国内危机四伏的状况下把俄国又投入一场更大的赌博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内部矛盾外部解决,是沙皇历来的做法。然而适得其反的是,战争及其他因素使已经疲惫不堪的人民更加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流血星期日,沙皇道义形象走向坍塌

二月革命事发偶然,但是却是开战以来长期积累的民怨爆发。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注意。2月23日因面包师入伍导致黑面包短缺引发骚动。2月24日继而引发数十万工人罢工,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与1905年罢工马上引起镇压情形相反的是,接连几天政府方面没有任何动作。就连社会主义者都在猜测,运动发生两天来没有逮捕一个人,没有放一枪,就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街头演出。这是不是政府在耍阴谋,故意想把事态闹大,好以此为借口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统治阶级合法性缺失的综合表现以及沙皇得罪了所有的阶层。

12年前即1905年1月9日,由“体制内的”加邦牧师带领的民众,举着沙皇像和十字架向朝廷和平请愿,沙皇却下令出动哥萨克武力镇压,导致上百人死亡,酿成震惊国内外的“流血星期日”。事后沙皇对这种处理方式感到后悔,原本稍作安抚就可以收关的一件事,变成了节节败退的一大败笔。

该事件不但导致革命爆发,沙皇被迫实行君主立宪,使俄国再也回不到1905以前的专制君主制状态了;而且造成了沙皇的道义形象坍塌,丧失他在民众中的“慈父”形象和信誉;杜马中自由主义和左派的声音逐渐主导了舆论,“连工人都很重视杜马,把它看作是革命的一个‘阶段’”。从此沙皇的指挥棒不灵了。

尼古拉知道,这就叫“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部队来对付群众了,“狼来了”只能喊一次,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小心谨慎。

但是更窝火的是,这种失误还不能明说,否则在恶性循环下会导致权威性的进一步下降,于是沙皇只能迁怒于下属情报误导,导致判断错误。皇室成员都知道,沙皇很久都没有从“流血星期日”的阴影中走出来。二月革命爆发时沙皇本人当时在前线作战大本营,没有人敢向沙皇报告彼得格勒的情况,皇上还是从皇后的信件中得知一些零星的信息。

二月革命发生,统治者却“睡过了头”

警察局得到的线报是,二月事件“没有发现鼓动者、领导者,没有任何组织在操纵”,是由于食品供应短缺,导致家庭主妇们的不满,确属偶发事件。所以二月事发两三天没有人向沙皇报告。另外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刚就任两个月的新内务部长普罗托波波夫认为,把这么微不足道的事件慌忙报告给皇上,会使沙皇认为自己的缺乏判断和处理能力。

而卫戍司令哈巴罗夫也没有向大本营报告,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军队调动,他认为,何必多此一举呢?战争期间为什么要造成后方的流血呢?他的呈报中说:“我们整整三个昼夜克制自己,没有开枪,这是我们的策略”。他采取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原来准备入伍的500名面包工人送回来。整个卫戍部队一直没有接到使用武器的通知。

与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沙皇专制、专断相反,当时真实的状况是沙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不畅,双层指挥下的政府班子应变能力低下,时常发布相互矛盾的、缺乏长远计划的以及朝令夕改的指示,使各方面紊乱情况不断增加。由于俄国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后方补给混乱,民怨沸腾,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领导国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如果不是李沃夫公爵领导下的自治局联合会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府功能的话,患上“重症肌无力”沙皇内阁,早已指挥不了帝国的神经末梢了。

战时政府的成员一直在变动当中,内阁中1/3是新人;1/3正在准备辞职,1/3在推诿观望。近十年来的“松紧带”策略搞得政府机构莫衷一是。大家心里明白,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沙皇政策的“替罪羊”。各部门的头头每天都面临着更换和解职,上下情况不通、人员、业务不熟悉是一种普遍的状况。政府里弥漫着一种不安定的焦虑情绪,反正是沙皇的“家天下”。说白了,官僚阶层也不过是为沙皇“打工”,所以“不作为”是最好的应对,能不负责就不负责,谁都不想手上沾血。

内阁成员在不断更换,13位政府成员五位部长才任职二个月,总理、交通部长和内务部长是1916年底才到位,教育部长库利奇茨基是11月上任,还有3位多次请辞而没有得到批准的老部长早已撒手不理事了。那些刚刚走马上任的新官不但他们对自己职责范围不清晰,就连下属官员都没有熟知,面对突发事件大家都在等,不知道这类事件属于哪个部门职权范围。因为远离他们的皇上从来没有赋予内阁明确的职权范围和决定权。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政府方面没有对策,缺乏统一部署。同时,杜马的左倾化,使社会舆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俄国,自由主义偏袒革命者是所周知的事情”。

内阁成员不停的变换,大家都有一种不愿承担责任的短期心态,在二月事件刚刚发生的那几天,被动的政府无所事事地消极等待上面的命令,本来就“贫血”的政府更有一双被约束的手。内务部长刚刚任命,整个局势不确定、不明朗,大家都在胡乱摸索中,就看谁先得到主动权。就是在军界,对镇压行动也有不同的看法,对如何恢复首都的秩序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没有定论,导致指挥调度失灵。当时的报纸说,“政权瘫痪者在软弱无力地反对革命的癫痫病者。”索尔仁尼琴说,二月事件发生伊始,感觉“就像是统治者睡觉睡过了头”了一样。

军队和警察,都不愿手上沾血

事发2天以后,对是否使用武器,卫戍部队仍然各执一词。由于“没有得沙皇的指示”,各下级单位都在各行其是,自己看着办。后来彼得格勒卫戍司令哈巴罗夫勉强同意,如果人数众多且带有挑衅行动的话,在三次警告无效以后可以开火,但不能殃及无辜,不要把事态扩大化。于是连队擅自决定,“明天不去伤害老百姓,我们曾经宣誓杀敌、保卫祖国,但是不杀我们的亲人”。被调去镇压的军队放空枪。

最奇怪的是,被称为沙皇鹰犬的哥萨克态度中立。在二月革命时,那些只会服从命令的“无脑”哥萨克,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听任工人们从他们的马肚子底下“钻过去”。 哥萨克表示他们不支持警察,而是同情群众的。很多资料显示,这一次“哥萨克没有开枪,没有打人,没有用马鞭子抽人,没有用马蹄踩踏人群”。托洛茨基说,二月革命不择其路,革命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迈出它最初的脚步的”。这次工人再也不会被哥萨克的马蹄所践踏了,很快革命再也不需要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爬行了,它挺直了腰板,顶天立地的站起来了。

被称为是“绞肉机”的哥萨克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这对事态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哥萨克说,我们在1905年反对过人民,为这件事我们多少年以来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次我们一定要努力洗涮掉自己身上昔日的耻辱。他们从沙皇的鹰犬变成了旁观者,进而又成为革命的同情者。城里各地的哥萨克士兵表示他们不支持警察,而是巴不得闹出些事端来。

缺乏军队的介入,警察局在上面态度不明朗的状况下,就如何实行逮捕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任由各分局“自己处理”。彼得格勒市或者说整个俄国缺乏一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机构,军队和警察系统互不通气,哥萨克和军队相互推诿,毕竟手上沾血不是什么好事情,能躲就躲,能绕就绕。

民众痛恨警察,把他们称作“法老”、“鹰犬”,人们说,我们再也不愿过有警察的日子,我们要过完全自由的生活。大家高呼着“拿下法老”、“打倒法老”去冲击警察局。暗探局在民间被称为“有毒的蜘蛛”,是百姓们最痛恨的职业。很多警察分局被捣毁,和总局失去联系。民间已经发生杀警察的行为。军火库被盗,一天之内就盗走了4万支枪,大量的武器流入民间。缴械了各个地段警察局的枪支,民众抢士兵和军官的枪支,捣毁狩猎商店使一些猎枪流向民间。武装的民众变得有恃无恐起来。

为沙皇卖命的价值观彻底动摇

事态越闹越大,已经影响到前方的战事了。按理说有16万人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对付“暴民”是小菜一碟,(由于彼得格勒紧靠前线,除了卫戍部队还有相当数量的后备武装,兵力储备相当庞大)。但是大部分由当地人组成的卫戍军队不愿意面对自己乡亲。另外,由于是战争期间,军事机构指挥一切,地方警察归哈巴罗夫指挥。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根本瞧不起地方警察机构,认为那都是些口碑糟糕、人品极烂的醉汉和无赖。

直到2月29日,沙皇痛下决心:“把动乱镇压下去!”如果卫戍部队不行,就从前线抽调8个团回来保卫首都。但是没有料到遇到了抵触情绪。前线的指挥官们认为,正在准备春季攻势期间,在前方吃紧的情况下,抽调正规军去打后方的老百姓这合适吗?

这时从前线抽调兵力是兵家大忌,况且是从不同的战区分别抽调。沙皇的用意可能是不给某一个战区造成压力。虽然由于对德作战,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俄军部署了700万兵力,区区的8个团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适得其反的是,它等于通知所有的战区,后方“造反了”了,再加之农村各地展开的“自行分地”和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散发传单策反士兵造反,直接动摇了为沙皇卖命的传统价值观。结果抽调工作迟迟不能完成,等到部队集结完成,铁路已经不在政府的控制下了,所以这八个团的兵力最后也没能到达彼得格勒,就折返而回。

本来总参谋部就有一帮类似“青年土耳其派”的校级参谋,希望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遗志,来实现国家变革。后来也主要是军队的逼宫,导致沙皇退位的。他们劝皇上,应当抚慰人民的不满情绪,不能指望军队全部站在沙皇一边。让我们去和外敌交战可以,但是不能指望去杀老百姓。

军人们服从杜马这个弯子转得不算太大,从1905年10·17日法令以后,君主专制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很多部队宣布归附临时政府,一来是大势所趋,二来可以尽快恢复秩序,三来军队避免了“刽子手”的称呼,从良心上也说得过去。不愿实行镇压的士兵说,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今天让我们杀人,明天让我们坐牢,我们是大人物的替罪羊。上街游行的民众再坏,难道能比德国人更坏吗?

2月29日,近卫军沃伦营教导队打死了上尉拉什凯维奇,部队开始失控。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近卫团的军官们敌视皇后,对作为德国人的皇后与妖僧拉斯普京沆瀣一气积怨已久,他们希望由杜马来建立一个责任内阁,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作是十二月党尚未完成的任务。

就这样真到“狼来了”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挽救沙皇的家天下了,于是君主专制呼啦啦大厦倾,二月革命胜利,沙皇退位,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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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雁

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也就是说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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