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摊”大妈的悲情和司法无情

难道司法就可以完全不顾及一种最基本的人性,就可以全然不考虑那种作为人的最起码的道德善性和认识能力?

文丨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纯粹的法律工具主义者或许坚持认为,法律的归法律。而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包括位高权重者的平等,还包括对位卑权轻者的一视同仁。但尽管如此,这则新闻依然让人潸然泪下。

去年底,54岁的赵春华被判刑3年6个月。原因是其摆设的气球射击摊被警方查获,随后被认定非法持有枪支罪。在有律师免费法律援助前,赵春华一直没有决定上诉,主要“是怕花钱”。这个一直老实巴交的大妈,到了看守所也没有改变自己省吃俭用、害怕花钱的习惯。在她“进去”之后,女儿给她存了3800元的生活费。过去了两个多月了,总共只花了800元。

其中一个细节尤其让人心酸:在看守所,咸菜和蔬菜都需要提前预订。赵春华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担心,她担心,如果不上诉,就会去监狱服刑,那么之前预订的咸菜和蔬菜就要浪费了。她有点舍不得,觉得已经订了菜,万一自己离开看守所去了监狱,就吃不上了。

哪怕身陷囹圄,其所念念不忘的,仍是不想给女儿添负担,“小孩赚钱难”,“千万别让小孩受自己拖累”。这大概是一位赤贫母亲最本能的反应吧。在这里面,甚至没有我们曾经想像的,对于不公平的愤怒,对于现实以及司法的抱怨。

她只剩下认命式的悔过。她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早知道肯定不会摆摊。之所以天天蹬着三轮去摆摊,也是想要赚点钱,有个谋生的法子。“如果之前有人来给我说一声,哪怕是处罚一下,之后也就肯定不摆这个摊了。”

这也是一个一无所有者,一个不得不身处社会最弱势地位的人,在一旦面对一种强大而粗暴的暴力机器之时,全部的被动与无助。

当然,悲情并不是让公众关注赵春华案的真正原因。公众之关注,更在于可能的司法滥用带给人民的权利恐惶。作为一个舆论事实,赵春华案关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口比动能”专业判断,关于河南某法院所公开拍卖的同类玩具枪,人们已多有论及。也正在这个层面上,“气球摊”大妈的悲情,愈反衬出一种无情的司法实践。

在法律可以允许的自由裁量权内,为什么法院偏偏对这样一位最无害也最无助的老人,给予了最无情的判决?难道司法就可以完全不顾及一种最基本的人性,就可以全然不考虑那种作为人的最起码的道德善性和认识能力?

永远都别忘了,在纯粹的法律工具主义之上,还有司法良知在。这也正是英国学者麦克莱所说的,“善良之心,就是最好的法律。”而我说的也不仅限于那种“枪口抬高一寸”的同情式良知,而更是一种司法判决的社会正义原则。在这方面,柯克大法官指出:“案件并非由自然理性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的。”

司法从业者永远不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舆论印象。我们所谓的司法良知,其实正是以司法人员对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常情、常理”的认知为基础,包含着其对社会生活经验及一般道德观念的领悟。它不是对正义原则的悖反,恰恰是司法正义不可或缺的一种人性基础与道德关怀。

在“气球摊”现象已经公然存在于街头那么多年之后,天津方面为什么突然要对他们动手了。但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失去“气球摊”,司法却不能失去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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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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