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沈昌文：“我是追逐风的闪电”

原标题：“知道分子”沈昌文：“我是追逐风的闪电”

◎书名：《貌相集：影像札记及其他》 ◎作者：秦颖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时间：2016年5月版

本书的原点是人像摄影，这些摄影作品虽然只是记录了作为采访对象的众多学者生命中的一个瞬间，但仍然能留下其人的风采、神态乃至性格。文字部分则记录了作者与这些人物的交往，都是有意义的记录，能拓展镜头的视角，展示镜头中人的性情、学识以至修养。

北京近期大小文化事件的快速检索

还是刚刚定下要做沈昌文先生的口述自传，我建议书名可定为“知道”。用此作书名，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字面的意义。沈先生见多识广，知道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许多事情；后来细细想来，觉得这两个字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它还有“知‘道’”的深层内容，这个“道”是沈先生在人生中悟出的道理、行事的方式方法。譬如说，他躲过建国后种种灾难的生存智慧；他的出版之“道”：“文化需要长期投资，品牌和文化形象是从长销书里边出来的” ；他的办杂志之道：“引而不发”；他的“编刊”之“道”：通过“《读书》服务日”搭建京城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等等。

拜识沈昌文先生大概是199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朝内大街166号四楼《读书》编辑部，沈先生穿一件豆绿色的毛衣，一条牛仔裤，戴一副棕色大框眼镜。谈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只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谈话中，要找一位先生，沈先生顺手抄起手边的无绳电话打了起来，几轮电话下来，找到了此君，对方大概有些吃惊，问怎么能找到他的，沈先生说，“我是追逐风的闪电”。

后来，我问沈先生，这句话出自哪里，他说当时在编“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大概是其中一本英国诗人诗集里的诗句。这个细节颇能反映沈先生那种敏锐地捕捉各种信息、追踪文化事件人物、幽默风趣的性格特点。八九十年代，他就是出版界、文化界、思想界追逐风的闪电。

这天一起去吃晚饭时，沈先生叫上了编辑部的编辑，因此我认识了当时《读书》的两员大将：吴彬、赵丽雅。这以后，每次去北京出差，我总会约见沈先生。他是个信息源，北京书界、文化界的大小事情会迅速地汇聚到他那，又迅速地传播出去。几年后，出了一个新词，叫“知道分子”，他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他们学问好, 责任感强, 抱负大，太复杂了，我担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个使命，我充其量是个“知道分子”。每次跟沈先生见面，都可以说是一次北京近期大小文化事件的快速检索，由此可定下后几天的行动方向。

饭桌上的沈先生，是最生动的，或者说，我认识的沈先生更多的是饭桌上的沈先生。那个时候，他最放松，谈兴最浓。他这一生的精彩片断，我都在饭桌上听过。从学徒年代，在上海混饭吃，如何讨得老板的欢心，如何读夜校，学会计学英语学摄影，到做假账，伪造学历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来到北京；从给领导做秘书，在当时全国十来位共产党员中最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身边打下手，听他们高谈阔论，做记录，到听老人们谈图书的出版，从而接受编辑培训；从《读书》杂志办刊的种种掌故、重大危机的化解，（沈公书中是这么调侃的：“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到三联书店的创办和专业定位，北京文化出版界、台湾书界的种种消息，等等。

“这些话，不是场面上的话，是灵魂里的话”

1995年初，我跟着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的图书调研小组去北京调研。到京的第二天，先去拜访了沈先生。先生知道我在编“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听说我们第二天要去出版总署里跟杨牧之先生座谈，便告诉我，杨先生正在酝酿一套中国经典的中英对照出版计划——“大中华文库”，到时不妨请教一下。第二天，座谈近尾声时，我找了一个机会，问及这一计划，杨先生颇有些吃惊。当了解到我们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出版情况后，非常高兴，第二天又专门约时间，就邀湖南出版社加盟“大中华文库”的事专门谈话。

这年去京前，我已定下了南下广州工作。拜访沈先生时，我向他报告了此事，他很支持。而当时的我，要扔下已打下一定基础的湖南，到新地方工作，另起炉灶，心里有些不踏实，竟冒冒失失地请教起了沈先生怎么办，想求得锦囊妙计。沈先生善解人意，却又很智慧。对这么一个具体问题，他没直接回答，而是谈起了他在三联书店当总经理时的做法。选题策划只要两个人。一个负责往前看，一个负责向后看。所谓往前看，就是关注新的、原创的、前沿的、跟时代合拍的选题。“‘向后看’不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

“我主持三联书店的初期，可以概括为：靠几位见识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就是现在回过来看，那些外国老书还没有过时。”沈先生不动声色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点明了出版的一个常识，策划的方向性问题。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其实周作人、叶灵凤介绍过的西文书，还有不少没翻译进来。为了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他又带我到三联的书库，找三联以往编印的图书目录，我现在手上还收藏了一本《1986-1998图书目录》。后来，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长处，选择了往后看，出了一系列书，其中“经典散文译丛”中的不少书，如《昆虫记》、《塞耳彭自然史》等等便是从周作人的《知堂书话》里翻出来的。

大概是2003年，口述历史流行，沈先生这么个传奇人物，值得出一本。当年的一次旅京其间，跟沈先生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咖啡馆里聊天，提起了这一话题，竟与沈先生当时的计划不谋而合。他正跟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张冠生先生在谈做口述自传的事。

而这一建议，据说还是费老给冠生的任务。费老在做“世纪老人的话”这本书时说，“不能光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赶快找人，赶快找老先生，赶快抢救史料，请他们说话，这些话，不是场面上的话，是灵魂里的话。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受伤是伤到骨子里了。现在有些话留下来,对整体的判断、诊治我们民族精神曾经受到的深刻伤害是有益有价值的”。沈先生马上说你们可见见面，便抄起电话打过去，让他来一起吃晚饭。

多少大事都在饭桌上的笑谈中解决

每次去北京出差，我必定是要见沈先生的。因为熟悉，因为亲切，因为总能有所收获，还因为想着沈先生领我去一家特色餐馆吃一顿解馋。

沈先生的吃，是他“道”的一部分，多少大事都在饭桌上的笑谈中解决。据沈先生说，通过吃饭来进行一些活动，是三联书店老前辈的一个传统。这是他在给领导当秘书时，潜移默化的结果。到他主持工作时，就是通过“《读书》服务日”，喝咖啡、开饭局，团结了一大批学者、作家。

还在90年代初，我初识沈先生的时候，听他说，他的办公室里的食品储备，够吃一星期的。冰箱里什么都有，厨房里必需的设备一应俱全。每到《读书》发稿日，他就会做一桌菜，大家边吃边聊，将问题和食物通通消灭在饭桌上。沈先生现在还经常在外面吃饭，他给自己的标准是每餐30元，但常常超过了，因为总有人请他吃饭聊天，预算标准就留作下一餐了。五六年前，我对他的《京城美食地图》的计划还心存期待，可是他说，不行啊，现在餐馆太多了，不停地有新的推出，我只接触了千分之一吧，没法写啊！

给沈先生拍过无数照片，选来选去，还是选中了这一张。韬奋二楼咖啡座里微弱的光线里，先生西装革履，滔滔不绝在讲什么。西装上身，难得一见；稍稍发虚的图片给人一种温暖。大概这就是我准备南下前“问计”的那一次，有珍贵的纪念意义。

人像摄影/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