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文丨张立伟

2016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终结了一个“黄金时代”——一线城市普通的中产阶层，依靠自己的收入买得起盛放“三口之家”梦想的房子。由住房构成的财富鸿沟正在形成，而未来这种局面很难改变。

地产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因普遍贫穷而消灭了财富差距。启动改革开放到2000年这一时期，中国也没有呈现出普遍而巨大的收入差别，相反，由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度，拥有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逐渐缩小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基数较低。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经历了两次恶性通胀，都被政府义无反顾的压制下去。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2000年以前，通胀只是带来一部分商品价格短暂的起伏，中国家庭并无资产概念。

中国财富分配发生巨大变化，2000年左右是个节点。准确的说，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革，1990年代末为摆脱通缩而加大货币投放与财政投资力度，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期美国正在通过低利率刺激消费，促成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地，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与此同时，以大城市扩张为开端的城市化开始提速，迅速膨胀的外汇占款也释放出大量货币。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由于美国消费品需求强劲、中国城市化加速，以及在此过程中收入大涨的中国人加速了排浪式消费，因此，几乎所有行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每个融入市场的人都获益匪浅。在这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到全球化的开放过程中，除了生产要素的分配与回报导致不同的收入差别外，更重要的是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尽管有时候机遇并不是以公平的方式出现。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供给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的付出远远少于回报，做过努力的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建立起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并修改了劳动合同法。城市白领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大部分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城市购买一平米住房（现在有的城市，白领一年的工资才可能购买一平米住房！），他们开始学习现代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互联网让中国人的世界变得辽阔。

但是，2008年以后至今，中国的财富分配主要不再是依靠市场，主要不是由市场竞争中不同企业或个人的状态决定。政府为稳定经济采取的刺激计划，让货币流向了地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依靠这种模式维持增长的做法，带来了信用持续扩张，通胀与资产泡沫起来了。2012年后，过剩的资本继续流向IT（创业泡沫）、金融业以及地产业，不断挤压了那些高效的生产部门。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暂时是主要获益者，因为地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劳动力紧张以及价格持续上涨。这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构成了巨大冲击。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在保增长政策下开始强化。但是，农民工本身也是通胀的受害者，而且收入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它不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而是投资，即地产与政府基建，两者事实上为一体，只有发展地产，地方政府才有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支撑不断投资，但地产已经出现严重的库存。

由于劳动力不断流向服务业、地产业、建筑业等，中国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自2008年后出现持续降低。不同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同，工资增长率却趋于相同，这产生了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现象，引起结构性通货膨胀。城市中产阶级成为通胀的主要承受者。但是，引起财富差距的主要是地产，让富者则更富，穷人更穷。2008年后由富人投资性消费推动房价几次脉冲式上涨，最终导致房价远远超出城市中产阶层的购买力，这对还没有买房的新的中等收入者而言是个噩梦。

转型期破局，中国会步入日本后尘吗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通胀、资产泡沫，为城市居民带来不安全感，而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已经追不上物价的涨幅，甚至就业也因经济转型而变得不稳定，再加上社会也面临同样的转型阵痛，不平等扩大，污染问题严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焦虑感上升，担心随时在现有的社会地位中滑落。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是一种自然的伴生物，韩国、台湾等社会在转型期都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或者社会运动，这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以及对公平社会追求的反应。而且，转型社会中的人们内心缺乏价值之锚，容易产生外部与内心相互强化的作用。如果政府没有努力通过改革给予人们一个美好的方向，这种不安会加倍释放。

未来会更加美好吗？或许。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没有谁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即使在美国，多数美国人一直认为儿子收入好过父亲理所应当，但2014年只有41％的30岁美国男性比他父亲挣得多。美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滑落，贫富差距拉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现象，并再次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

理论上，中国应该努力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用他们的消费支撑制造业与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依靠投资拉动与信用扩张的模式刺激经济，只会让中产阶层消费力不断降低，而寄生于政府债务与银行信贷的农民工就业的收入不可持续。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发展模式。

但是，当中国像日本转型期一样，希望在平衡与协调中实现转型目标时，意味着会继续采取刺激性政策扩大需求，以维持“稳定”，这会继续纵容和巩固旧的发展模式。1980年代与1990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强硬的手段对抗通胀，是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资产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但现在利益阶层可以阻碍甚至绑架改革。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抑制资产泡沫的要求。这可能意味着楼市泡沫不会被刺破，而是维持“不涨不跌”的平衡，以免金融遭受冲击。如果政府希望通过经济增量来消化资产泡沫，增量可能依然来自信用扩张与通胀，导致工资上涨但购买力缩水的现象，人们会日益窘困。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中产阶层消费力不断下降的事实，中国经济转型到依靠内需循环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越来越大，财富鸿沟可能会日益加深。而这个趋势，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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