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移民蒙古的汉人靠当“大沙毕”转变成为蒙古人

核心提示：最后发现他们的处理方式与蒙古人一样：把妻儿和其他财产奉献给藏传佛教的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大沙毕（蒙文的yekeshabi）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顾晓静 张梦等，原题：《海外史学博士谈清帝国：闭关的幻觉与流动的现实》本文系节选

首先发言的陈博翼分享了会议上有关人群流动和交流的讨论。东南亚史权威学者EricTagliacozzo教授在会议讲座上提醒读者，在公元7-17世纪大概一千年的长时间段中，东南亚和中国存在着长期的交往，这种交往比我们现在所知的要深远得多，广泛得多。EricTagliacozzo教授在讲座中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小时候在小溪里面游泳，会被那些残留的中国瓷器划破脚。

陈博翼说，事实上，华商很早就涉足到了很远的地方。在中国东边，不仅是沿海，对内陆，如菲律宾等群岛内部，甚至远到临近大洋洲的特尔纳特岛上，都有华商的渗透，他们会倒卖物品，特别是香料。而在西边，除了印度南边零星的据点，华商会在马来半岛让土著到悬崖上给他们采燕窝。这种广泛交流的证据可谓无处不在。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多问题在学界一直在争论，比如丝绸之路的概念问题、起点之争——泉州、广州和刘家港究竟哪个是起点，海上丝绸之路真的有起点吗？甚至有人怀疑海上丝绸之路是不是真的有“路”。陈博翼认为，确实存在海上经济和人员交流之路，但海道复杂，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有很多条“路”，港口和据点只是连接了这些经济、人员和信息。同时他指出现在很多研究的不足。比如，一些研究局限在点到点，因此区域间的联系就呈现得很少，这导致我们孤立地认识问题；此外，即使是聚焦于“点”本身的社区研究，研究所涉范围也非常小，“我们只关心说有多少条船来，运送了多少钱的东西，还运了多少白银、铜钱等等”，对于印度洋贸易规模的估计很不足。而且，当前研究基本集中于南海这个“内海”，即使对郑和船队所到的印度洋和东非零星据点的讨论，也很有限。

陈博翼的研究关注的是当地社区，其中一个研究议题是讨论闽南人怎样在东南亚的不同社区发展出不同的因应形式和机制，学术名词叫“嵌入性和改造性”，这样可以评估哪些实践机制更有效，哪些机制在哪些层面或方面有所缺失，从而造成了一些不幸。所谓“嵌入性机制”是指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进入”或者植根于地方社会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引发对当地社区不同程度的改变，由此可以考察这些客寓社会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陈博翼研究的是16-19世纪，涉及会安、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马尼拉等前近代的东南亚港口城市。在这一时空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越南国家南进开疆、马来城市国家的凝成，还有西欧殖民势力扩张的大背景下，多族群的交织和互动——殖民力量如何大量涌入，然后又怎么实现“在地化”的过程。而做这样一个研究的目的在于，增进我们对于自身和“他者”的理解。这个研究与现实相联系的是全球移民和不定期寓居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东南亚的华人大多数来自华南的非常相近的那几个片区，但他们的命运却是不一样的，研究历史的人关心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这种离散族群与地方社区和谐共存，又在何种情况下他们会被排挤甚或清洗，即是何种因素导致这些来自同样地方的华人在不同的聚居社区面临不同的命运。

蔡伟杰与听众分享了两个研究：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费丝言教授讨论的明代西南的苗族俘虏和战争以及政权的边疆叙事；二是他自己对清代移居外蒙古的汉人及其后代的蒙古化现象的研究。两个研究都是围绕古代人群之间发生的交流、文化适应甚至身份改变展开。

费丝言教授在文章中强调，在中国西南苗人归顺明朝政府的官方论述之下，其实掩盖了苗人各部利用明朝的力量进行内部斗争的事实。当明朝政府听说有苗人动乱而派兵过去时，却发现这只是苗族内部的纷争，而非请求明朝支援时官方报告中所言的“叛乱”。在这个研究中，费教授利用官修方志、通俗小说等材料，讨论了传统叙事中常常被忽略的性别面向。战争中很多的女性被牺牲，或是被绑架、出售等，这些女性可能是阵亡军人和苗人的家属，因为丈夫在战争中死去，战后她们变得孤苦无依，为了生计，最后可能会被当作商品处理。费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历史上被忽略的事实。

蔡伟杰自己的研究主要讨论了清代外蒙汉人的蒙古化问题。我们知道清朝透过诉诸族群主权，在不同民族之间创造了各种身份以及地域的差异，而清朝蒙汉关系也是跟着这个轨迹发展的。虽然清代在蒙古归顺后，设置了蒙汉隔离的限制政策，但实际上清朝对汉人进入蒙古这一问题面临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清廷征讨准噶尔需要汉商运输军需，另一方面，当内地发生灾荒时，蒙古又是疏散灾民的一个好去处，因此清朝对进入蒙古的汉人设立了各种规范。蔡伟杰的研究关注的正是一批违反禁令，长期在蒙古非法居住的汉人。

他通过收藏在乌兰巴托和台北两地的蒙汉民间文书来分析清代中叶移民蒙古的汉人及其后裔是如何进入蒙古社会的，最终又是如何在法律上由移民转变为蒙古人的过程。简单来说，这些汉人移民多半来自山西和直隶（今河北），他们在蒙古逗留的时间超过20年，最长的有40年，这些人会说蒙语、会写蒙文，也有蒙古名字，娶了蒙古妻子，并且生儿育女，对蒙古文化也很熟悉。他们后代也是如此。但是当他们行将就木，或是被官府发现而被迫遣返原籍时，他们的妻小在蒙古就面临孤苦无依的窘境，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后发现他们的处理方式与蒙古人一样：把妻儿和其他财产奉献给藏传佛教的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大沙毕（蒙文的yekeshabi）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他们妻小的生计和财产能够得到保障，他们的后代也可以登录到大沙毕的档册，其身份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变为蒙古籍，顺利变成了蒙古人。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汉人移民透过诉诸蒙古的地方制度和权威，来改变自己的法律地位和身份，而不是清朝的中央法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游离于清朝政府的管辖限制，逃避国家的监视。

过去学界在讨论“一带一路”或蒙汉关系史时，多半是讨论蒙古人的汉化问题，蔡伟杰则反过来讨论了汉人蒙古化这样一个被忽略的议题。这也说明蒙古人跟汉人在相处过程中，文化认同上是交互影响的，这促使人们关注文化交流议题中的法律面向，移民在当地的文化适应，以及人群身份的转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