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无声之时，有蒙共启

12月24日上午，由凤凰网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凤凰评论承办的“有声之年——2016网络文化与传媒转型研讨会”在北京希尔顿酒店举行。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作了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已经过作者审阅。

非常荣幸能够收到凤凰评论的邀请，出席这次的盛会。令我感动的是，在2016年这一年，有这么优秀的评论人依然在坚守。

在某种意义上，新闻是重要的，因为它报道事实，但新闻评论是更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并不愿意思考的族群当中，怎么样去刺激人们的思考动力，怎么样去激活人们内在的良心，怎么样去葆有社会的正义感，怎么样去让公众携手挺过中国现代化的十字路口，评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绝对是这个社会的其他言论所不能替代的。

我在大学课堂上，可以做一些知识的启蒙和传播工作，但是我很难像我们的评论人那样针砭事实，一针见血，向人们指出各种新闻事件背后，还有什么重大的指向和时代的意义。评论之所以会引起有些人的不安，那是因为它总是能透过新闻现象，向人们指出这个社会实质要面对的问题究竟在哪里。评论人在新闻业界或者传播学界，都应当受到人们高度尊重。

今天的中国，谁都知道我们处在一个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着的是迟疑、徘徊、批评、颠覆甚至是诋毁，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经了晚明早期的波折，晚清严重的挫折，民国彻底的失败，以及建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折腾，而今天我们终于又走到了一转型十字路口，要么挺而进入现代，要么退而打回传统原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化的困境，也许是中国人耳熟能详，淡然处之的一种社会状态。不过只要在五千年的大历史当中来看，近三百年晚明以来的早起现代中国来审视，或者看近一百多年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起伏跌宕，或者看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曲曲折折，于无深处听惊雷，我们就会对中国历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个历史的深刻变化背后世界历史的大前景内存于心。

但中国的现代化始终不是那么顺畅，按我自己的专业立场来说，我们从晚明以来，在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始终会面临权力的铜墙铁壁。现代化在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很简单，那就是落实人民主权。既然“权为民所赋”，实际上就有一个建构人民都能分享权力的机制，人民也都有权利去批评甚至弹劾权力。但是谁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它需要催生一个新生的群体，而站在第一线的，恰好是今天我们凤凰评论致敬的这些评论人群体。

虽然今天启蒙遭遇着重大的社会压力和专业批评，如果我们把启蒙不再设定为先知先觉者对于后知后觉者的启发，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被宗教，被权力，被理性，或者被迷惘所蒙蔽的话，那么有蒙共启就变成我们共同的责任。但是有蒙共启，并不等于每一个人都能及时出来自我启发遭遇的蒙蔽，它需要有人有犀利的笔触，理性而又葆有温情。从而成为推动人们有蒙共启的牛虻。

中国社会走到现代化的十字路口，走到现代化发展的艰难时刻，走到人民赋权且人民能够共享权利的关键时刻，评论何其多矣。但真正启人心智的优秀文章为数又总是那么令人不满。因此评论界如何真正深入，点出中国现代化遭遇到的本质性困难，引导公众免除情绪化地看待社会公众事件，使我们在每一个“有声之年”葆有我们最重要的公共声音，就更是弥足珍贵。

对于媒体评论人来说，承担公共责任，发出公共声音，乃是判断你是否履行了承担正义的责任，是否推进中国社会向正义、良序发展的重要依据。当年李普曼在民主建构的社会中承担了发出公共声音的责任，事实上，他也面对着所有公共言论共同面对的尴尬局面——评论指向的是所谓的幻影公众，公众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他可能来自于党政机构的官员队伍，也可能是来自于社会的文盲群体，也可能是随意流动的农民工……如此种种。幻影公众要求评论针对的，只能是社会正义。

建立一个公义社会，乃是中国挺过改革艰难期，克服权力瓶颈，破除非理性声音盲目主导幻影公众尴尬局面的最紧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千百年来，权力对社会的规训给公众带来的普遍迷惘。因而，中国社会在最艰难时刻的境遇中，还会面临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公共舆论被情绪主导。今天所谓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乃至于更极端的社会政治思潮对幻影公众的主导，在持续的作用上超过了其他现代主流思潮的作用。因而，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富有睿智的评论，让人们看到中国面对的所有琐杂问题的关节点，于评论人而言，不仅是坚守理想的问题，而且是承担责任问题；不仅是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且是甘冒风险的问题；不仅是甘冒风险的问题，而且是要实际付出代价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讲，坚守常识不是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在业界来讲，李普曼当然是一个人格典范，李普曼所写作的《公共舆论》，呼应公众以及启人心智的各种社会文化评论，是我们所期待的，是我们所敬仰的。但是在中国，我们面对着的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现代制度建构的社会，中央改革的目标也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还在路上的状态下，就更需要我们以坚韧的行动，通过我们锐利的笔法去解剖这个社会。

这样解剖当然要拒斥非理性的情绪化。在转型期，情绪化是非常容易爆发出来的状况。回想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最流行的，不是各种启人心智、富有见地的评论，而是四处张扬情绪的各种小册子。当法国人陷入小册子的情绪鼓荡之际，法国人也就陷入了互相砍头的革命灾难深渊。当我们总结法国的经验教训，我们会发现，免除小册子的情绪化，进入真正的理性、公意和正义的评论时代，方能帮助一个在现代化关键时期的国度，免于情绪泛滥而陷入苦海。

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跟法兰西民族，在情感结构上是相当接近的，我们常常是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我们是一个唐诗宋词的民族，我们只要登高望远，诗情大发，理性瞬间消逝，而前途茫然一片。正在此时此际，我们来回望2016“有声之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有声之年”克服“无声之时”，将是多么令人尊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