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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播种,我放弃了生命垂危的母亲


来源:新文化报

1959年8月的一个上午,我看见大舅强打着精神晃晃悠悠地买回了几个快要罢园的香瓜,用草帽兜着进了草棚子,一头就栽倒在他的睡辅上,再也没有起来。母亲说大舅得了肺结核,没钱看医生,只能吃点药维持生命。我们每天出去玩都路过草棚子,有时能听到大舅用他微弱的声音喊着我们的乳名。但父亲早已告诉我们不要去他的身边,是会传染给别人病菌的,所以我们听见了也不敢去大舅身边看一看,只有母亲戴着口罩去照顾大舅。大舅是1959年8月29日下午两点去世的。大舅没有结过婚,没有儿女,送葬时,母亲让我和姐姐给大舅哭的道儿(逝者的女晚辈

原标题:为播种,我放弃了生命垂危的母亲

刘凤云近照

刘凤云近照

1987年阴历三月初七,母亲享年66岁。而我,对不起一辈子历尽艰辛、受苦受难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没有念过一天书,普通得像土一样。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听母亲对我们说,她的命很苦,甚至他们哥儿仨的命都苦。母亲3岁就没了父亲,她根本就不记得爹爹是什么样子。姥姥共有他们三个孩子,大舅老大,大姨老二,母亲最小。姥爷去世后,姥姥领着三个孩子过日子,身体就大不如从前了。3年后,姥姥实在维持不了四口之家的生活,经人介绍,就把大姨和母亲分别给人当了童养媳。当年大姨8岁,母亲才6岁。把大姨和母亲分别送出去之后,姥姥就和10岁的大舅过日子。姥姥常常以泪洗面,担心两个女儿的情况,但因为离得很远,不方便看到。

那时谁家的日子过得都很穷。可怜的母亲15岁就和父亲结了婚,父亲大母亲10岁。母亲说,在旧社会,结婚就不当孩子看了,就拿你当大老婆子用,处处都得小心谨慎,说话要带分寸,规矩很多。亲人不在身边,心里自然没有安全感,一切都得顺从婆家人的支配。母亲说,婚后没有一点自由,心里整天憋屈上火。她也不知道是哪回心情不好饭吃得不对劲,肚子特别不好受。后来就肚子胀气,吃不下饭,病倒了。想好病谈何容易,母亲骨瘦如柴,手指像鸡爪子似的,看到的人无不叹息。母亲这一病就是三年,三年之间有一年都起不来炕了。父亲埋怨奶奶说:“我说当初不要她,嫌她太小,想要王大鼻子的那个姑娘,可你百般不愿意。这回好了,这么长时间不死不活的怎么办?”母亲说她躺在炕上,闭着眼睛听得一清二楚,就更上火了。母亲就对父亲和奶奶说:“你们就别再给我用药了,我知道我的病不容易好起来……”

可母亲命不该死,虽然不用药了,后来竟一点点地熬过来了。母亲慢慢地好了以后,奶奶和父亲都松了一口气。几年后,奶奶的眼睛失明了,什么活都是母亲干,很受累,因为父亲主外,母亲主内。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母亲生了我们7个孩子,我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母亲的二女儿。

母亲说,她结婚第6年姥姥就离世了。那年间有得“窝子病”( 方言,即伤寒病。因一人患病,常传染全家,故称——编者注)的,姥姥发善心,看邻居一家人都倒在炕上呻吟起不来,就去帮助人家做饭。做好了以后就端到人家面前,挨个儿地喂。回家后就染上了窝子病,也倒在炕上呻吟起来,几天后就去世了。

没有了姥姥,大舅一个大男孩子自己没法过,无处可去,就来我们家帮着父亲干些农活。时间长了,有时做事不遂心,父亲数落过大舅。大舅连着母亲的心,可是母亲又能说什么呢?只是背地里掉眼泪。后来父亲和大舅又闹别扭了,父亲让他出去自己过。这时大舅就在南甸子旁边盖上一间小土房,就像瓜窝棚一样的小房,没有锁,人走了就用麻绳或铁丝系在门鼻子上。可不顶用,米还是被人给偷走了。没啥吃的,母亲总会牵挂着,做好饭让我或姐姐背着父亲给大舅送去。后来,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和母亲拌了嘴。有一次,父亲还和大舅打在了一起,吓得我们哭嚎不已,母亲则在旁边伤心落泪。在以后的日子里,大舅有很长时间不去我们家了,他要是有什么好吃的,就在我们家门前等候,等我们出来就小声地唤我们的乳名,“大舅有好吃的啦,快走!”看我们吃得香,大舅就乐了,也不知道大舅吃还是没吃。

1958年“大跃进”,也是大旱的一年。我们榆树县的苏家岗子修大坝,需要民工,大舅去当民工。那时,大家都是用一个轱辘的车子推土。一个轱辘的车子推起来非常累,还得跑着干活,谁要是落后了,就说你是“拉倒车”,会挨骂,甚至挨斗。大舅整天汗流浃背,连累带饿,艰难支撑。有一天,大舅刚推车跑完,就吐了几口鲜血,感觉胸部闷热,又喝了一瓢凉水,从那以后就病了。那时,大舅在南甸子上盖的小房已被大暴雨冲倒,无奈之下就搬到生产队的草棚子里去住,就是喂马装草的棚子。

1959年8月的一个上午,我看见大舅强打着精神晃晃悠悠地买回了几个快要罢园的香瓜,用草帽兜着进了草棚子,一头就栽倒在他的睡辅上,再也没有起来。母亲说大舅得了肺结核,没钱看医生,只能吃点药维持生命。我们每天出去玩都路过草棚子,有时能听到大舅用他微弱的声音喊着我们的乳名。但父亲早已告诉我们不要去他的身边,是会传染给别人病菌的,所以我们听见了也不敢去大舅身边看一看,只有母亲戴着口罩去照顾大舅。大舅是1959年8月29日下午两点去世的。大舅没有结过婚,没有儿女,送葬时,母亲让我和姐姐给大舅哭的道儿(逝者的女晚辈来奔丧,临近村子时需且哭且行,俗称“哭道儿”——编者注)。

大舅去了,母亲又跟大姨操心。大姨当童养媳时婆家还算是不错,可就是婚后一直没生育。人家说,不能传宗接代过得没劲头,三番五次提出离婚。大姨在无奈之下离了婚。离婚后,大姨无家可归,无处投奔,只有来我们家。一年后,大姨经人介绍又嫁了人。可过了十几年后,那家的孩子长大了,就有不要大姨的想法。一天,大姨父把大姨叫到一边,突然对大姨说:“我有件难事想跟你说,怕你受不了。”大姨不解地问:“什么事?你快说。”他又说:“我儿子对我说了,如果你和我都靠他养活的话,那他就谁也不管了,所以我考虑一段时间后决定和你分开。”那家的儿子丧尽天良。

大姨又离婚了,无处去就又来到我们家。家里多了一个人,炕睡不下,我们就轮流在脚底下睡。大姨嫌我们家的饭菜难以下咽,一天晚上又和母亲叨唠起这事。母亲说:“孩子多,条件差,要是有好的能不给你做着吃吗?孩子们也是吃着这些野菜啊!你是我的亲姐,我不是撵你,有相当的再找吧,总会比我这里强的。”

那天睡到半夜,大姨坐起来了,哭着说她没家了,连亲妹妹都撵她,心里特别憋屈,没法活了。大姨把我们都惊醒了。

我们家太穷了,吃的住的难遂大姨的心愿。还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母亲跟大姨争吵几句,随后大姨不辞而别。母亲非常伤心。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找不到大姨的下落,只能耐心地等她回来。母亲说:“我的命不好,啥事都没有顺利的时候,我为他们把心都操碎了,还是不知足。”十几年后,大姨有了音讯,她去了敬老院,又来我们家住些日子就走了。后来大姨在敬老院去世。

母亲说,他们哥儿仨的命,一个不如一个,不知是哪辈子欠了债,都找上了。母亲那么难过,我们也不懂得安慰,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太不容易了。

二我们家孩子多,劳动力少,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一户。那时候我们全家7个孩子加父亲母亲共9口人,住着一间半房子,还是斗地主分田地时分到的。房子是用“垡子”垒的墙,垡子就是在甸子上挖出的方块土,用它垒墙不太结实,超过十几年就破旧不堪了。有一次下暴雨,雨水顺着老鼠洞哗哗地淌进屋里,不一会儿就没了脚脖子。当时我们都吓呆了。母亲大声说:“快都别傻瞅了,拿铁锹到外面堵老鼠洞!”哥哥们拿铁锹去外面堵,可算堵住了。母亲让我和姐姐拿盆往外淘水,好一会儿才淘完。可房顶又漏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们又用大小不同的盆在屋里接水。晚上睡觉,特别的潮湿,蚊子、跳蚤咬得浑身大包,根本睡不着。

这样的房子最怕冬天,冷得像冰窖一样。每逢冬天到了,母亲就很着急,忙着挤出时间给我们做棉衣棉裤。我们都是小的捡大的穿,棉衣棉裤里外都是补丁摞补丁,密密麻麻的。母亲说她的手都累麻累酸了,因为每一件都是那样补,即使缺拳头大的一小块旧布也难凑到……

那时候没有电灯,只能用柴油灯照亮,可每斤柴油两角钱,我们家点不起,只能点豆油灯。有一天,母亲把絮好的棉衣棉裤铺在炕上,屋里边太暗,我给母亲端着小豆油灯,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夜深了,我端着灯打起了瞌睡,母亲低着头忙得只顾着缝棉衣,没注意我。忽然间,豆油撒在了母亲正缝的棉衣上,烫到了母亲的手。我害怕了,当时就精神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出乎意料,母亲不但没埋怨我,反而安慰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太困了,去睡觉吧。”

我们7个孩子睡得满满一炕,有时母亲只好把暗淡的小豆油灯放在窗台上边,然后把棉衣放在大腿上,一点一点地来回倒动着做。

过去的冬天特别冷,晚上能达到零下40度。我们家的窗户是纸糊的,冷风顺着窗户缝儿钻进来,再加上破墙透风又挂霜,母亲的鼻子冻红了,鼻涕像清水一样流出来,直滴答。母亲就边缝边用布头擦,一做就是大半夜。虽然我那时还小,也记得年年都是这样。

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即使补丁再多、再破,也会给我们装个小插兜,省得我们冻坏手。小插兜很方便,所以尽管那时天气特别冷,我们的手都没冻坏过。记得母亲隔些天就给我们用大铁锅炒点苞米粒,我们把苞米粒装在小插兜里,觉得那是最香甜的零嘴儿。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年四季只有一件衣服,没有换洗的。要是脏了,晚上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就得脱下来洗。冬天外面又冷得很,晾在外面干不了,炕上又睡满了我们,没有地方铺衣服。没办法,母亲就把洗完的衣服铺在锅盖上。锅里添上水,灶坑烧上火,不一会儿锅盖就热得烫手了,时不时地翻个个儿,早晨起来再穿上。

母亲对我们每个孩子都非常负责任,再难再累都让我们穿上棉衣棉裤,可到头来母亲却因没啥做的穿不上棉衣。连续好几年,到冬天母亲连一件破旧的棉衣都没有,早晨起来还得去“外屋地”——厨房做饭。水缸冻了挺厚一层冰,母亲冻得常常感冒发烧。记得有一次母亲烧出了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没钱买药,后来就起不来了,病情严重。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借点钱,给母亲买回了两瓶暗红色的药水,听父亲说是保肺的药水。母亲喝了一段时间,还很见效,病情有所好转。

母亲非常刚强,每天都试着往起坐,慢慢地就能坐起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能给我们做玉米粥吃了,我们又高兴起来。我们吃的虽然不如其他人家,但有母亲在,就是我们孩子的幸福。

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闹饥荒。一天,我正在地里挖野菜,饿得头就晕了,挎着野菜筐往家走去,汗水湿透了衣衫。进屋就看见了母亲用高粱粕子(连皮带面,吃起来扎嗓子)做的一碗糨糊,是留着蘸野菜吃的,特别的咸。我饿得什么也不顾就吃下去了。母亲吓坏了,怕我齁坏了。我真的齁坏了,成宿地咳嗽不止,直到十几年后才慢慢好转。那时,粮食极缺,有时只能靠挖野菜度命。春天灰菜先长出来,就都吃灰菜。我吃灰菜中了毒,胳膊和脸都肿得特别厉害,眼睛只剩一条小缝儿了。

母亲心疼啊!为了让我们吃得好一点,母亲费尽了心思。有时候粮食稍微多分一点,母亲就把它碾轧成比高粱粕子细一点的高粱面。母亲把焯好的野菜剁碎攥成团,再把野菜团滚上高粱面。为了节省面,菜团不散花就行了,上锅蒸熟了就吃,咬一口都是野菜味,还挺可口的。

为了饱腹,一切可能吃的母亲都做给我们吃。生产队到秋天起甜菜疙瘩落下的小疙瘩或半截的小尾巴,我们一群孩子像疯了似的都抢着捡,刨一身汗,弄得满脸都是土和泥,那样也捡不了多少。拿回去后,母亲洗干净,切成厚片,放在锅里炖熟了,再剁碎,和在粗高粱面里,再上锅蒸给我们吃。母亲也给我们做过老鼠肉。那时老鼠多,母亲把老鼠打死,开膛洗净,再加点盐,放在灶坑里烧着吃,感觉太香了。

母亲去生产队干活,午间分一碗稀粥都送回来给弟弟妹妹们吃,因为弟弟妹妹们太小。秋天生产队烀的嫩玉米,每个劳动力分大小不同的6穗,母亲一穗也舍不得吃,都带回来分给我们吃,自己吃着野菜团子蘸盐水。有一次把母亲都饿昏了,躺在炕上的一角不动弹。我真傻,也不知道体贴母亲,还以为她又是累了,在那闭上眼睛歇一会儿。这时,正赶上二哥从生产队回来了,他拎着一个很小的桶……还是他大一些,明白母亲是怎么了。只见他径直走到母亲面前说:“妈,您是饿得不能动了吗?”母亲睁开蔫吧吧的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是把妈饿昏了。”二哥把母亲扶着靠墙坐起来,忙把小桶里的高粱粕子粥用勺舀出来。那是生产队给社员分剩下的,都酸了不要了。二哥一勺一勺地喂给母亲吃,过了一阵子,母亲不靠墙就能坐起来了。

这个世界上把一切都承担下来,最后却把自己忘了的人,往往只有母亲。

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整天上不了课。红卫兵好几派,有时在一起乱打,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还丧了命,所以很多同学都自动退学了,我也不例外。我念书晚,当时17岁了,才上小学三年级。退学以后,我就在农业社里劳动,那时哥哥姐姐们也早就不念书,都下地干活了。家里劳动力多了,生活不错了,几年后哥哥姐姐们都结了婚,随后家里又盖起了新房子。母亲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吃苦受累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时母亲却受到了人生最大的打击和折磨。那是1972年7月22日的一天,天气很热。农村没有浴池洗澡,男孩子们就去外面离村子不太远的河泡子里洗澡,我小弟弟不慎淹死在里面,当年才16岁。当时我们正在地头午休,忽听有人大喊:“淹死人了!淹死人了!”人们都往村西边的河泡子跑去,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小弟弟。父亲穿着衣服没顾脱就跳下水去,灌了好几口水也没摸到小弟弟,毕竟父亲年龄大了。二哥赶忙把父亲拖上岸来,父亲喘着气说不出话。最后还是二哥扎进水里摸来摸去,一猛劲把小弟弟捞上岸来,可小弟弟早已断了气。

天灾人祸,晴天霹雳,父母欲哭无泪。母亲说:“这天塌的大祸怎么降临到我的头上来了啊!”母亲贴着小弟弟的脸说:“我老儿子真的死了吗?”又紧握着小弟弟的手,仰天长叹:“老天爷啊!你怎么不睁眼啊!”母亲拍着自己的大腿坐在潮湿的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最后晕了过去。我们把大夫找到沟沿上来,给母亲打了针。母亲醒过来后,我们连拉带拖让她回家,她不肯走,不想离开小儿子。回家后,母亲不吃不喝,有时整夜不睡觉,烟灰抽了一堆,病倒了。母亲劳碌了一辈子,没想到又让她摊上了这样的不幸,真是摘心摘肝的疼啊!

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忽然我们发现病中的母亲不见了。不知母亲去了哪里,我们顶着大雨分头去找。后来我们想起来了,她一定是去看小弟弟了。我们找到时,母亲哭倒在小弟弟的坟前,浑身是泥。我们把母亲扶起来。雨还是下个不停,母亲早已被大雨浇得从头顶往下淌水了。回到家里,母亲的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抽烟抽成肺气肿,心脏也有病了……

我一年能回去几趟看望母亲。一晃就到了1987年阴历三月,想起我又有两个多月没回娘家了,很是挂念母亲。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赶了一辆毛驴车。她把毛驴车赶到自己家的门前停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就是把自己常用的东西往车上装。眼看就装不下了,她还是一个劲地往上扔,旁边有家人和其他人。我问她去哪里,她说:“我要到你爹那边去。”前面没介绍,我父亲是1985年去世的。

我忽然醒来,已是半夜12点半了,方知是个梦,却惊出一身冷汗。翻来覆去,一直到天快亮了,也没能入睡。我想,这个梦不吉利,难道是母亲病重了吗?于是,我早早就起来了,一气走到娘家,把脚都磨出了血泡。

进门一看,母亲果然病重了。她躺在炕上闭着眼睛,不停地呻吟着。屋里就母亲一个人,我有些不解,母亲都这样了,为什么不留人照看?我真是嘴里不怨心里怨。我一问母亲才知道他们出去了,因为他们已陪母亲多日,早就有事要办,现在可得出去打点一下了。虽然这样,我还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们整天陪在母亲身边,我却不能,所以我没有权利说他们什么。

我给母亲喂了点饭,她已经吃不下了。不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我待了几个小时,又要往回走。家里有扔不下的孩子,还有些家务琐事,丈夫在外干活不能回家,家里家外全靠我一个人。我离娘家有二十来里地,那时不像现在有方便车,我也没有自行车,全靠步行。眼看太阳要落山了,我还舍不得离开母亲。母亲睁开眼睛,充满慈爱地静静地注视着我,对我说:“快往回走吧,离家这么远,自己过日子家扔不了。你不说明天播种就到你号了吗?妈没事,你走吧。等一会儿天黑大劲了,看把你吓着,我惦记。”

母亲是从内心惦记着我,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母亲。我泪如泉涌,感叹母亲都这般光景了还惦记着我的安危。看着母亲,一阵难过滚过我的心头,母亲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可是我却不能留下来。我和母亲说:“妈,我回去播完种就回来看您。”说完,我一狠心就迈出了门槛。

等我走到家时,早已掌灯多时了,我连累带害怕走到家,全身是汗,心里直突突。母亲病得够呛,我回到家里也是惦记不已。那时已包产到户,大队有播种机,社员挨号播种。播种到号,本人不在就越过不等,错过后果自负,就得自己刨坑种。我家有8亩地,我自己刨坑种得需要好几天,还得累够呛,而用播种机很快就种完了。所以,我怕自己挨累,扔下病母回家种地去了。

可是,我回家刚住一宿,第二天早晨6点,娘家就打发帮忙人来找我,让我快点回去,说我母亲不省人事了。

我急忙让帮忙人用自行车驮着我回了娘家。进门一看,母亲什么也不说——已不能说;一动也不动——已不能动,只是用眼神静静地注视着我。昨天没留下,悔死了我,我痛彻心扉,哭得几近晕厥。当天下午4点钟,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算起来,母亲去世已经近30年了,可我还常常梦见母亲,梦见母亲的苦、梦见母亲的爱,一幕幕场景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有一次,我梦见母亲穿着那件带大襟的黑布衫躺在病榻上,那是她临终前的情景:什么也不说,一动也不动,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她望我的眼神,使我永生难忘。那是一种无言即言,发自灵魂深处令我心颤的神情,也是令我终生忏悔的神情。我知道,母亲是在责怪我,我辜负了母亲的养育之恩。我恨自己当时扔下病危的母亲而不顾,回家种地只顾自己的家。难道种地比母亲的生死还重要吗?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啊!母亲,我没有理由求您在九泉之下原谅我,您惩罚我吧!

刘凤云

“扪心”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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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报社副刊部“扪心”(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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