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诞辰120周年，放棹江湖漂零客

原标题：郁达夫诞辰120周年，放棹江湖漂零客

郁达夫诞辰120周年，放棹江湖漂零客

12-18 22:32

他踽踽独行于兵荒马乱的时代，狂狷于文字，浮浪于生活，凋零于异乡。

富阳城里的郁达夫故居，白墙黑瓦，方正小院，上下两层三开间。院内花木扶疏，进门左侧有两棵树，一株枇杷，一株柚子。年近尾声，枇杷季早已过去，柚子青中见黄，沉甸甸地掩于枝叶间。

郁达夫匆匆五十载生命，从来没有成熟季，既没柚子的清香，更没枇杷的甘甜。

1915年，年方二十，他就在诗中写道：“我生虽晚犹今日，此后沧桑变正多。千载盖棺良史笔，老夫功罪果如何。”

郁达夫的父亲给他取名郁文，依据孔子“郁郁乎文哉”之句。郁达夫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最终成了一名“文”人，但人生底色却是悲情。他一生困于矛盾之中：早年留学日本，从医科读到经济系，钟情的却是文学；在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敢与国内“文学研究会”一争高下，终又脱离团体；抱得“苏杭第一美人”王映霞，《日记九种》秀恩爱，《毁家诗纪》曝家丑，风雨茅庐，劳燕分飞；对日本民族既爱又恨，半生结交诸多日本友人，战后下南洋宣传抗日，最后惨死于敌寇屠刀之下，尸骨葬身地也终究是谜……

“百年原是客，半世悔为儒”，郁达夫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但总觉自己怀才不遇。他有文字命，字字见性情，却常遭误解。他有女人缘，次次都倾情，但屡受伤痛。踽踽独行于兵荒马乱的时代，狂狷于文字，浮浪于生活，零余于当世，这样的人，大抵和他笔下“沉沦”的主人公一样，“孤冷得可怜”。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有人甚至从无锡、苏州连夜赶火车专程到上海来买这册薄薄的“畅销书”，还有人跟风定制了书中主人公所穿的香港布洋服。

郁达夫，这个天真的感伤的小说家，“成为一切青年最熟悉的名字。人人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小说集《沉沦》共收入三部作品：《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另加一篇自序，都是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创作的。此前，受新文化运动鼓舞，郁达夫联合郭沫若、张资平、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创造社，“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这是继北京的文学研究会之后又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

1926年3月18日，创造社同仁同赴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的广州，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成仿吾评议，《沉沦》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他不仅在出版年月上是第一，他那种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也还不能不说是第一。”

《沉沦》中那个“我”，可谓青年郁达夫的自身写照：留日学生，高颧骨、青灰色的眼窝，孤傲又胆怯，自卑且多疑，性格内向却情感炽烈，因着性的压抑及身处异乡的寂寥，同时患上了忧郁症和“夸大妄想狂”。

生性敏感的郁达夫，曾以“悲剧”形容自己的出生。他自小体质羸弱，三岁那年，“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幼年失怙与病体缠身都影响着他的性情，“自小就习于孤独……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

多病多愁亦多情，少年时代的他就浸在“水样的春愁”里，青春期阶段，欲念尤盛，幻念尤多。在散文《雪夜》中，他坦承，二十岁的光景，因着“性的苦闷，昂进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他忍不住步入日本妓馆，“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

郁达夫强调，每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应该有一个“有个性的我”。“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沉沦》中的“我”窥人沐浴，难抑对异性身体的渴望，又陷入痛苦自责，依照郁达夫本人解读，“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灵肉的冲突”。肯定人的情欲，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因而，他现身说法的文字才会“吹醒当时无数青年的心”。

郁达夫声名鹊起，但也遭到“颓废派肉欲描写者”等种种攻击。年轻作家有些承受不住，向当时已颇有影响的周作人求助，去信用英文写在明信片上。“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挽歌的最后一个人。”1922年春，周作人发了篇辨正文章，认为《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一援手令郁达夫感铭颇深，此后，“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

小说集《沉沦》出版不久就销售了两万多册；至1929年，不到十年间印行11版。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郁达夫极高评价：“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可惜后来学他的人……却谁也没有他那样老实和认真的态度。”

一生襟抱未曾开

“《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留日期间，郁达夫虽钟情文学，但未想以写作为生。《沉沦》等篇章刚完成时，“自己毫没有成一个滥作家的野心”，东京念书时，“住在三铺席大的一间客舍楼上，志虽不大，也高足以冲破斗牛，言出无心，每大而至于目空一世。”归来五六年后，“遇了故国许多奇波骇浪，受了社会许多暗箭明创”，“不得已只好听天由命，勉强承认了这一种为千古伤心人诅咒的文字生涯。”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生于富春江畔一户破落书香门第。“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留日期间发表诗作，他曾署名“春江钓徒”。

在散文《远一程，再远一程！》中，他回忆了中学回家的那个暑假，读了一大堆书，其中三部记忆尤深：一部黎城勒氏的《吴诗集览》；一部《庚子拳匪始末记》，“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的入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郁达夫总结读后感，“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

郁曼陀（中）、郁养吾（右）、郁达夫三兄弟合影

留日期间，他时刻关心国内局势，曾给长兄郁曼陀去信：“欲整理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后又在日记中立志：“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1919年，郁达夫得知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第二天在日记中悲愤道：“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听闻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痛打章宗祥，他在日记中又兴奋道：“国耻纪念日也，章宗祥被殴死矣（注：只是打伤），痛快！午前摄影作纪念。此后当每年于此日留写真一张。”

郁达夫性情天真、气节坚贞，据当时同在东京的孙百刚回忆，某次中国留日学生千人大会上，尾崎行雄，当时赫赫有名的“宪政之神”，在演讲中流露出讽刺中国的言辞，郁达夫听后突然起立向他质询，态度磊落，措辞得体，加上日语流利，声调激昂，不仅博得全场掌声，更迫使尾崎行雄的当场道歉。

早逝的父亲郁士贤教过私塾，行过中医。郁达夫从小有才名，“九岁题诗四座惊”，家人和他本人都曾将未来寄托于政途，“学而优则仕”，但这颗天生的读书种子，在权力道路上却处处碰壁。

1919年8月，他从横滨坐船回国，参加京城的外交官考试，结果名落孙山。他自觉作文议论精辟，外语更不在话下，后来一打听，才知许多考生用钱买通了考官。他激愤难平，署名“江南一布衣”，在某王府花园题壁一首律诗：“江上芙蓉惨遭霜。有人兰佩祝东皇。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燕雀岂知鸿鹄志，凤凰终惜羽毛伤。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

不久，他又参加了民国政府举行的高等文官选拔考试，还是落第了。他愤懑不已，在日记中写道：“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后创作小说《怀乡病者》影射这次考试，仍为落选深感不平，“恨不得马上把手里提着的笔墨丢了，跑上外国去研究制造炸弹去。”

回日本后，他将刻有名字“郁文”的砚池送给日本友人富长蝶如，“考场上用的东西，奉送君吧！”心灰意冷到了极点。

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看到国内政治腐败黑暗，郁达夫决意鄙弃仕途。他给长嫂写信道：“此后当用功于实学，不要务空虚之事。”在东京帝大深造时，他还曾计划写作《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外交史》，后来都没有实现。

“他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品质，”画友刘海粟眼中，郁达夫个性里有不为人知的刚毅，“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抗战期间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时，他赴台儿庄及东战场采访，出入战火中，毫无惧色；虽嗜酒成性，但在苏门答腊时，他怕贪杯误事，曾长期戒酒，律己甚严。”

“叹贫士之无能”

1922年离日回国前，郁达夫创作了《茫茫夜》《怀乡病者》《空虚》等小说，其中的主人公都叫于质夫，“于质夫”既有性的苦闷，又增加了生的烦恼。

“中国的空气是同癞病院的空气一样，渐渐地使人糜烂下去。”《茫茫夜》中，郁达夫借于质夫之口道出他回国后对现状的不满。

《空虚》中的于质夫，回上海后发现，中国社会不但不知学问是什么，简直把院校出身的人看得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他的留日同学中，两个多念了几年书的，好像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势力，各自守着一件藤青哔叽洋服，脸上挂着一道绝望的微笑，在书馆编辑所温温和和待着；讽刺的是，不学无术的M，提前回国后却做了某洋行经理；以吸纸烟贪睡出名的一个同学，在上海却成了无人不晓的大名人……

郁达夫虽持有留洋学位，通多国外语，学识渊博，但回国求职并不顺利。归国后，他先是寄身书局任编辑，后赴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执教半年，“教书是有识无产阶级最苦的职业”，如小说《茑萝行》中记述，郁达夫迫于生计才接受了聘书，况且，“A地的这学校里又有许多黑暗的地方，有几个想做校长的野心家，又是忌刻心很重的。”历经一番波折，他辞去教职，返沪主持创造社。

《茫茫夜》中，于质夫本决意回国后痛改前非，未想归来却屡遭挫折，失望的他愈发沉湎酒色，以求发泄生活中的压抑。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郭沫若写过，1921年夏，创造社刊物销售不佳，郁达夫拉上他，一连喝了三家酒店，酒瓶摆满了方桌。回家路上时有兜风汽车路过，失落的郁达夫突然跑向街心，对着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手指比成手枪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郁达夫嗜酒，“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初到之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酒瘾也给他的婚姻带来冲突。冬日里，他外出和朋友喝酒，整夜未归，次日清晨，被人发现倒在雪地里，醉得不省人事，王映霞极为不满。“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名句，恐怕也只有宿醉后对妻子满心歉疚才写得出来。

沉浸酒色，以遣悲怀，郁达夫“佯狂”，而且狎邪。散文《归航》中，他曾直白记述：“我在一家姓安东的妓家门前站了一忽，同饥狼似的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小说中他也有不少类似描写，其中《茫茫夜》里的病态怪癖、《秋柳》中与海棠姑娘的交往，都有他自身经历的投影。

好友易君左记述，郁达夫在安庆时，有次瞥见杂货店颇有姿色的老板娘，问人讨要头上旧针和襟间手帕。“回到校内……对着镜子，用那口针刺破自己的面孔和手指，让一小滴滴鲜红的血液浸印的那张小手帕放在鼻孔前拼命地嗅，觉得越嗅越香，一个大哈哈，正把上楼来让教授吃饭的公役吃了一惊，还以为大教授发神经病呢。”

不只是“发神经”，郁达夫还常去狎妓，他对姑娘的要求令人费解：年纪要大点；相貌要丑点；从没人爱过的，由此结识了“嘴可容拳，下巴特长”的海棠姑娘。小说中，于质夫步入妓院，面对容貌丑陋、身世凄惨的海棠互相怜悯。据说，郁达夫在青楼遇到那位丑娘后，也未再去别处放浪。在易君左眼里，“大家越不爱的他越爱”，是为了“给残酷冷淡而不公平的人世看看”。

1922年至1923年，郁达夫创作了《血泪》《茑萝行》《青烟》《离散之前》等多部富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描写现代知识青年谋生的艰难。小说中，他总以落魄悲哀的“零余者”形象出现，一张贫血的脸，一颗敏感的心，“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的在寒风灰土里冷颤。”

1923年冬，迫于生计，郁达夫暂别创造社同仁，离沪赴京，前往北大教授统计学。他寄居长兄家，教学苦闷，工资微薄，加之与妻儿分居，心中倍感孤寂。在小说《春风沉醉的夜晚》中，他第一次将情感视野伸向社会底层烟厂女工的艰苦生活，此后，又在小说《薄祭》中讲述了一位人力车夫的悲惨遭遇。

1924年11月，他结识当时还寂寂无名的沈从文，后者的潦倒让他有同病相怜之感，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他以犀利言辞反讽社会不公，对自己的穷状也毫不避讳，“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有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但愈是没有钱的时候，愈想喝酒吸烟。”

在北京任教时，见多了腐败黑暗，郁达夫只想逃离，1925年2月他动身去了武昌师范大学，但那里派系纷争严重，几个湖北学棍贿买学生，把学校当作升官发财的钱庄，他只觉“同这一种禽兽在一笼，同事下去，一定会把我的人性，也染成了兽色”。一次会议上，郁达夫将那几人训斥了一顿，还写了篇通信把内幕给揭穿了。自然，这个“于质夫”在武昌也呆不下去了。

“孤竹君”与“大先生”

郭沫若与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两人在日本曾是同班同学。“达夫笃于友情，和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们自称为‘孤竹君二子’……他对鲁迅的认识，高于同辈人很多。”刘海粟说。

1920年春，郭沫若回国前，郁达夫曾伤感地写信给他送行，规戒他回到上海后不要为流俗所污，且不要忘记他抛别在海外的妻子。郭沫若说，“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离开武昌后，郁达夫回沪在家病卧休养了半年。1926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他“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广东大学英文系任职文科教授。去前，他本想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谁料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他在《病闲日记》中愤愤道：“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1927年1月，回到上海不久，郁达夫在自己编辑的《洪水》上发表一篇《广州事情》，揭露了革命军内部“畸形的现象”，郭沫若认为此文发表不合时宜，两人因政见不同生发矛盾，郁达夫随后登报声名脱离创造社，昔日“携手相期赴首阳”的“孤竹君二子”由此断绝往来近十年。


1936年郁达夫赴日本时，于12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山水楼欢迎会上的合影。前排中为郁达夫，右二为郭沫若

“他甚至骂过我是‘官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郭沫若回忆，两人关系直到1936年才修复，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的郁达夫在日本一个来月期间，曾与郭沫若会过几次面，催促其回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郭沫若秘密地由神户上船，7月27日冒险回到上海，登岸时受到郁达夫等人迎候。

郁达夫走后，郭沫若写过不少文字纪念这个“一片天真的人”，对其写作为人给予高度评价，“郁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1927年离开创造社后，郁达夫在经济和精神上都进退维谷，遭到不少攻击。10月3日，故知鲁迅从广州回到上海，对郁达夫施以援手，并在文中为他主持正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1928年6月，两人开始创编《奔流》，译介外国文学。

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

鲁迅和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健将撼动中国文坛时，郁达夫正在日本求学，当时他对胡适敬仰万分，还曾以钦慕者身份给胡适写信，但回国步入文坛，他的《夕阳楼日记》引起胡适等人与创造社成员一场笔仗。胡适的攻击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以至他写信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说要跳黄浦江自杀。虽然胡适后来主动写信和解，但两人交往甚浅。对于另一位前辈鲁迅，郁达夫与其相识后推崇备至，曾题诗《赠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1923年2月17日，周作人请饭，郁达夫在周氏兄弟寓所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5岁的鲁迅。创造社和文研会此前虽有隔阂，但见到鲁迅本人，郁达夫觉得他很亲切，柔和的绍兴口音，清脆的笑声，笑时眼角上几条小皱纹很是可爱。他对友人陈鹤翔说：“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也喜欢喝点黄酒。看来我们从前的误会，真正是多余。”

北京初遇，两人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讨论熟悉起来，1928年合编《奔流》后开始亲密合作，至于索句、赠书、赋诗等，更是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1930年代，鲁、郁两家在沪来往频繁，鲁迅写了那首著名的《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因着“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可见两人交谊甚笃。

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鲁迅曾推举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认为他也能作为“战士”而行动。郁达夫没能对鲁迅的期望做出回应，很快又退出了左联。冯雪峰记述，“（郁达夫）参加后不太积极，写信给左联，说是不该老是让他去开会。”尽管如此，鲁迅基于对郁达夫个性的认识也表示谅解，两人的交往并未受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鲁迅逝世。

“伟大的革命作家”与“感伤的颓废作家”，虽然文风迥异，但不乏相通点：浙江同乡，生于清末没落乡绅之家，青年时代长年留学日本，早先有志学医，后转向文学，婚姻道路上，两人也都选择了离弃旧式婚姻的原配妻子……

郁达夫虽有自身弱点，但他的真率正直却为鲁迅所看重欣赏。对于鲁迅，他也怀着敬畏之心：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王映霞说，郁达夫一生中最尊敬的友人可说是鲁迅，鲁迅也是最理解郁达夫的。

风雨茅庐，去国炎荒

1927年，郁达夫创作了小说《过去》，无论情调还是表现手法，都在同他的“过去”告别，谋求转变。这一年2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周作人来信称赞《过去》是杰作，“他说我的作风变了……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

也是这一年，郁达夫在上海友人家中认识了王映霞，一见钟情，再见倾心，最后神魂颠倒、意乱情迷，很快展开“抢逼围”式的狂热追求。然而，郁达夫认识王映霞时，已有七年婚龄，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的感情生活复杂而激越，他一生结过三次婚，旅居新加坡时还有位情人。

与原配夫人孙荃的结合，是为了成全老母心愿，尽管是包办婚姻，两人确曾有过一段甜蜜的日子。孙荃生于富阳一个地主家庭，也是乡间少有的才女，上过私塾，通旧体诗。郁达夫留日期间，两人多有鸿雁传书，郁达夫曾有诗曰：“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孙荃之名，即是郁达夫改的。然而，王映霞的出现，结束了两人的缘分。和郁达夫分居后，孙荃带着孩子回到富阳老家，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孙荃在老宅念经吃素，没有再嫁，直至逝世，她对郁达夫的情感，可谓始恨终怜。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这是郁达夫1927年春与王映霞订婚时所作的情诗。王映霞出身名门，端庄聪慧，年轻的她对郁达夫的追求一度彷徨，但最终被感动。1928年两人结为连理，“富春江上神仙侣”，婚事轰动一时。1933年春，在王映霞的催促下，他们迁至她家乡杭州，共筑“风雨茅庐”。对于这次搬迁，鲁迅曾写过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对于鲁迅的“劝阻”，郁达夫后来表示不胜懊悔：“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1936年春，郁达夫只身南下福州，王映霞留在杭州，两地分隔引发了他们的婚姻危机。郁达夫回杭后，王映霞与时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的许绍棣传出绯闻。激烈争吵后，王映霞负气出走，郁达夫自曝其丑，在报上登出寻人启事，将妻子的风流韵事弄得人尽皆知。

作为两人感情惟一见证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儿子郁义回忆：“父母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父亲怀疑母亲有外遇。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互相攻击。后来在友人的调解下矛盾一度有所缓和，父母亲还携带着我去了新加坡，但是由于积怨甚深，1940年还是签订了协议离婚，协议写明三个孩子由父亲一人抚养。离婚后，母亲一人含泪返国。”

名士习性碰上美人脾气，一个偏激有余，一个体谅不足，才子佳人劳燕分飞。作家唐弢曾见过俩人婚后最幸福的样子，你怜我爱，形影不离，谁料这场旷世恋情终以悲剧收场。“在我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冲动，映霞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

1938年3月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往任常务理事等职务，他的抗日活动就此正式开始。同年年底，武汉陷落，他收到新加坡《星洲日报》招请，“去南洋做海外宣传”。在孙中山曾八度旅居并组织南洋同盟会的新加坡，郁达夫展开了积极的抗日活动，自1939年元旦发表《估敌》开始，他在报上发表大量檄文，鼓励侨民，坚信抗战必胜。此时的郁达夫，身上再也没有往日颓废文人的摇摆不定，甚至担任新加坡华侨文艺工作者的领导，成了真正的抗战战士。1940年，国内文艺界同仁给他寄去四人联句诗，对其海外工作表示支持。“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孙师毅)。”

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撤退至印尼的苏门答腊。在一个名叫巴爷公务的小城镇，他蓄须改名赵廉，经营起了酿酒业。日本宪兵发现他精通日语，强迫他担任宪兵队通译，后来他以生病为由辞职。

1943年，郁达夫遇到自己生命中的“迟桂花”，娶了比自己小25岁的印尼华侨陈莲有。因她相貌平庸，郁达夫开她玩笑说“何丽之有”，不懂华文的她欣然改名何丽有。直至郁达夫被日军杀害，她才知丈夫是中国文化名人。

1945年8月29日，日本宪兵得知郁达夫真实身份后，将其秘密绑架并杀害。次日凌晨，郁达夫的女儿郁美兰降生，据她回忆：“母亲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母亲曾问及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父亲回答说‘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父亲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母亲从不去打扰他，甚至连走路都要蹑手蹑脚……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之下的父亲所希冀的最好结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誉满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一个不识字的华侨女子结婚了，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

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时所写文字留传甚少，存下的多为近体诗。他是个典型的诗人，夹杂着中国旧有传统的感伤气质和西方浪漫激扬的因子。不少人认为，他的近体诗比小说出色，之所以后者名声在外，只因他的小说和散文当时激起的反响殊为强烈，他所处的时代更注重白话作品。

郁达夫的一生好似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潦倒漂零，他在生前最后一首诗中写道：“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令人扼腕的是，罗浮梦里，“忆家”的诗人终未归来……

（南方人物周刊 李乃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