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荣先生为人为艺的风格让人感怀 他画的不只是世相更是对艺术的信仰

原标题：刘济荣先生为人为艺的风格让人感怀 他画的不只是世相更是对艺术的信仰

日期:[2016-12-18] 版次:[A15] 版名:[收藏周刊·追忆] 字体:【大中小】

■刘济荣 昆仑道班 198cm×145cm 1972

■刘济荣 荔乡水秀 145cm×90cm 2010

■刘济荣 草原奶香 34cm×34cm 2006

■韩帮文

就在上个周六,和太太一起去拜访广州美院刘济荣教授。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拜访他,和他闲聊,听他讲过往与艺术,会忘了时间。自他出院一个多月,这还是我第一次去探望他。气色已经好了很多,脸面红润,谈话中尽是爽朗。

刘老师开心地说,体重已经长了10多斤,每天可以坚持走100多米,现在对很多食物有胃口了。这几年,刘老师的胃口一直比较差,现在终于改善,真替他高兴。

看着画板上的书法和画作,就知道他还是不停创作。不管在任何境遇,他最惦记的就是艺术,就是他和他这代人的性格。我特别留意到,有一张小画上面是几只小鸡,浓淡墨兼写之,老辣与厚朴中又不失形象的灵动可爱。明年就是鸡年,一生擅画牛的刘老师应景创作鸡画,画得如此生趣盎然,其实是一种希望与寄托。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突然间,得到刘老师仙逝的消息,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放下手机,就想起来前几天他在我面前神采奕奕的样子,就想起来每次去拜访他那些温暖的场景……

几年来,我要给他写一本传记类的书,做了20多次采访,其实就是在听艺术课。作为晚辈,非常幸运曾独自听刘老师讲20多堂艺术课。书的名字早已定了下来,叫《奔——刘济荣谈艺录》,他的老同学马振声先生、学生梁江先生也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的出版就慢了下来。

现在,这本书已经交付岭南出版社编审,预计春节前后正式面世。就在前几天去拜访他,他还表示很期待这本书能尽快出版。现在,这本书的主人公却突然离开了人世,实在无法讲出遗憾。

怀念老人,怀念他叫我“小韩”,怀念他讲的20多堂艺术课。现在,拿出一年前写的这本书的后记,仅作对老人的怀念。

这是初冬的一个下午,北方的第一场雪已经飘洒下来,南国的阳光正灿烂着。空气里已减了许多湿热,多了些清爽与温润。广州美院家属区的一面墙上,整个的爬满了植物,叶子郁郁葱葱,在清澈的光线抚慰下,显得更青翠了。

刘济荣教授就住在这栋楼上。

房舍简单质朴,家具或许是上世纪的旧物,摆设也无甚华贵之气。客厅后面辟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用来写字作画,十多支笔管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一方砚台干净得很,不见一点残墨。一只盒子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印章,有些散发着岁月的光泽。

几年来,这是我20多次造访老先生寓所一直看到的场景。他的步履轻轻一如既往,他的言辞缓缓一如既往,他的笑容蔼蔼一如既往。

那是2012年深冬的一天,同样是一个下午,同样在他的寓所,只是窗前跳动的南国暖阳更能让人触摸到岁月的温度。我打开录音笔、翻开笔记本,开始听他讲授人生与艺术。

老先生首先讲起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的节奏让人如坐春风。那些故事或者清晰或者模糊、或者欢愉或者悲戚,但都付与了风轻云淡。我听得入神,以至于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都没有中断。

“让您受累了。”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我觉得时间如此之长的访谈太不近情理。

“说起过去的事情,反倒让人来精神,不累,不累。”先生叮嘱“继续”。

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几乎每次访谈都是这样长的时间,刘先生很少主动提出稍作停歇。刘先生乐意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也放下了惴惴心怀,像学生一样聆听老先生的“授课”。

这果真是授课!从创作经验总结到文艺理论讲解,从社会形态剖析到人生百态细述,老先生给我上了一堂又一堂的大课,讲得细致、讲得生动、讲得深刻。而我十分有幸,做了这门课唯一的学生。

在刘先生淡和的语调中,我首先了解到一位怀有敦敦心志的艺术家在时代变幻中的人生沉浮。

从小生活在客家围龙屋里,聆听母亲吟唱客家山歌,深受客家文化氛围的熏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梅州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在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名士与贤能,黄遵宪、丘逢甲、叶剑英……这个名单可以拉得无限长,进而穿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史。

再具体到艺术领域,著名画家林风眠在中西融合之路上做出了巨大的探索,声名显赫,影响深远;20世纪30年代,深受鲁迅赞赏的兴宁籍美术家罗清桢等人在家乡发起版画运动,影响广泛,成就了一批美术人才。这条艺术脉络延续到刘济荣等老一辈艺术家,再到更多的中青年力量,在广东乃至全国占据一席之地。

从童年经受贫苦挫折,再到远走他乡,刘济荣的少年时代和那一代人一样,总是有许多不堪回首。不过,他的求学之路是幸运的。他在最恰当的时机,遇到了南北最顶级的艺术大家。南方有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岭南画派的正传,北方则得到蒋兆和、叶浅予两位人物画巨匠的亲炙。一南一北两种审美风格的激荡、四位恩师风范的洗礼,让刘济荣有了成才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了他在人物画上会有出色的表现。

说到刘济荣的人物画,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时代。他的一生跨越几个时代,从1949年,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时代多次发生断裂,自身的命运、自己的艺术风格也在跌宕的时代中起伏。

他有一张画,现藏于广东美术馆,就“是一部时代夹缝中诞生的作品”(刘自语)。《昆仑道班》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要说起创作的起因,就要从他的第一次西藏之行谈起。

虽然刘先生是地道的南方画家,但对藏民题材情有独钟。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为了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画,全国挑选了4位画家进藏采风,刘先生和广州美院的同事梁世雄先生就是其中两个,还有两位来自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当时,四人在西藏跑了4个月,农奴翻身的喜悦感染着这些画家。刘先生很兴奋,共完成了500多张速写、拍了99个胶卷。回来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与藏民有关的题材,1981年又去了阿坝藏族自治区写生两个月。

当年12月底,刘和梁两位先生从西藏回来,打算中间停下来去考察敦煌。但都是高原与山路,道路崎岖,交通条件差,汽车走了整整七个晚上八个白天。一路上,解放军和藏民一起修路,汽车走一段时间就停下来。那时没有铲车,只能用铁锹等工具铲路,再加上冰天雪地,甭提条件多艰苦了。那些道班工人依然不觉严寒与辛苦,孜孜不倦地奋战。“我进而发现,这些道班工人有解放军也有藏民;有男人,也有女人。“这是多好的军民一家亲、藏汉一家亲的题材啊。”刘先生一下子就萌生了创作的想法。

他们到了敦煌之后,看到了很多大标语,要“反对厚古薄今”。这便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就要爆发的前奏。果然,次年夏,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开始席卷全国。一场接一场运动兴起,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就连美术创作与美院教学也不得不中止。1969年底,广州美术学院、广州音乐学院、舞蹈学校合并为广东人民艺术学院,专门培训工农兵学员,美术创作与教育更显得样板化、单一化。然而,在这样恶劣的文化气候下,刘先生也创作了一些有意义的作品,比如《昆仑道班》《绘新图》等,这两幅作品都参加了1972的加拿大世界博览会。其中,《昆仑道班》的取材便是那次难忘的西藏归来之旅。

很显然,这是一幅主题性创作,要突出“军民一家亲”、“藏汉一家亲”,要表现“红光亮”。在此画中,四个主体人物意气风发,展示出乐观向上的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正能量”。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就是一位美术家对时代的热切回应。当然,时过境迁之后,文化语境从现实主义穿越到各种主义并行,评论家们对这一类作品的评价出现了强烈的对撞。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样的美学形式真是太老土了,甚至还有歌功颂德的意味。但谁又能否认作品中的真诚度,一个艺术家表现时代的炽热情怀?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最为缺乏的。

在那么多美术题材中,人物画可能是贴近时代最紧密的,接受时代馈赠最多的,经受的挑战,也可能是最多的。在刘济荣的人物画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切。

最让我感怀的是,刘先生为人为艺的风格。对于家族的惨运,对于人生的困局,对于时代的乱象,他的确很多时候无能无力,但对艺术的信仰始终岿然不动。他不只是画“人物”,更是画“心灵”;他不只是画世相,更是画信念。

丰子恺先生曾说:“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我想,这句话能准确概括刘先生这样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前辈们的人生与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