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装甲|中国坦克自动装弹机泰斗和他的指路人

坦克自动装弹机泰斗和他的指路人

刘晓峰

施祖康，南京理工大学教授，毕业于哈军工(其中一部分为南京理工大学前身)，是中国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曾与祝榆生总师共同参与三代坦克的研制，为三代坦克自动装弹机的研制做出了卓越贡献。祝榆生总师的很多弟子，现在仍然奋斗在中国四代坦克的研制战线上。

施祖康教授是中国坦克火炮系统、自动装弹机方面的元老，在常规兵器研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有的弟子也常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念，尊称他为“康祖师”。为了搞清楚这位中国坦克自动装弹机“祖师”级的人物是如何走上研制自动装弹机这条路的，笔者曾赴南京拜见“康祖师”，聊起了他指路的人。

逆境中起步

我接触自动装弹机，是祝榆生老师给我指点的路。1970年，受到文革的冲击，祝老师从华工副院长的位置上下来了，被分配到工具房管理工具。他在这段时间，放下了领导岗位繁重的工作，有了大量时间，我有一天去工具房领工具，看到祝老师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桌子上看书，他只有一只胳膊，就用一块很厚重的长条玻璃当镇尺，一只手扶着书。

左起：三代坦克副总师王哲荣、发动机总师张保中、动力研究所所长吴培基、三代坦克总师祝榆生观看我国三代坦克发动机研制情况。

看到我进来，他问到：“祖康，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我在看有关苏联T-62坦克的资料。”

祝榆生听完后，眼角露出一丝笑意，接着说：“我最近也看了T-62的资料，现在咱们华工有一些坚持搞科研的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105炮上面，你是我从哈军工带过来的，你的底子我了解，很扎实，你看能不能在如何提高坦克炮射速的问题上多下点功夫，等将来我们搞出和苏联差不多的炮时，配上你的这个成果，到了战场上咱们的战士就不吃亏了。”

这一天，我和祝老师在工具房里聊了一下午。在当时那样的逆境中，他还能坚持关注技术前沿的动态，抓问题也抓得那么准，所以到了80年代搞三代坦克的时候，祝老师找到我，我没有犹豫，当场就答应下来了。

文革结束后，祝老师离开了南京，但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80年代以后，我还经常收到他给我寄来的杂志，祝老师告诉我上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并且在寄给我前，他自己也都看过，很多地方都有他用左手写的批注。

我们都是祝老师的右手

他到北京工作后，有一次我赴京开会，出发前和祝老师通了电话，他让我到京后不忙的时候到他家去，并给了我地址。祝榆生家住在北京车道沟的兵器大院里，80年代初的时候车道沟还很荒凉，周围也没有饭馆，周末休息日食堂也没饭，祝老师就在家给我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肉末烧茄子。

别看祝老师就一只左手，但是刷锅、洗完、做饭、洗衣服，他都能自己干。我想给他打个下手，他都很严厉的拒绝我，他不愿意别人把他当做残疾人来看，那条空洞洞的右胳膊，也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迫击炮教学的时候丢的。

我们吃完饭就坐在他家的客厅里聊关于自动装弹机的事情。在三代坦克研制自动装弹机以前，我们国家曾经在一款国产坦克上进行过装车试验，但当时自动装弹机从工作原理到结构设计与三代坦克采用的装弹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当年的试验车上，提升机把弹丸从弹舱提出来；炮弹出了弹舱后，完全依靠自身重力待在导轨上，等着推弹杆装填；推弹杆固定在一根比自行车用的粗不了多少的链条上，连接链条的齿轮盘由一部安装有双向开关的电动机控制，推弹杆将炮弹推进炮尾后，卡扣会卡主炮弹底部的座环，防止炮弹乱动，最后由人工关上炮闩，便可以击发了。

这种装弹机顶多算“半自动”，结构和工作原理都十分简单，在台架试验的时候，因为是静态工作环境，没有出什么问题。但当车辆在运动或上坡时，经常发生卡弹或者炮弹从导轨上掉下来的情况。

祝老师对于这款试验车搞出来的装弹机构并不是很满意，他说：“未来的武器，一定是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既然炮弹使用导轨运输不安全，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尽量缩短炮弹的惯性运动行程。”

回到南京后，祝老师又给我寄来了一本资料，上面有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M1坦克的装弹方式。并在寄来资料的封面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美国已经有了弹舱里的全部机构，你要做的就是解决从弹舱到炮尾这段距离如何工作。

我后来也给祝老师回信：M1坦克虽然是人工装弹，但它的选弹机构却是全自动的，装填手只需要完成从一个固定位置取弹，完成简单的装填动作就行了。由于M1坦克火控性能好、火炮穿深比较大，基本上是一击必毁，所以对于射速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而且在M1坦克研制之初的年代，自动装弹机可靠性问题在各型坦克中普遍存在，所以人工装填对于当时技术条件下做出的合理选择。

苏联坦克自动装弹机原理示意图。

开放共享成就最终辉煌

虽然美国坦克仍然是人工装弹，但自动装弹机就像祝老师和我共同做的一个梦。直到后来，有一次接到外军订单后，要求坦克上必须带有自动装弹机，但是当时我国并没有成熟的产品。这项任务是硬接下来的，所以在研制过程中难题也就很多。其中，最早出现的难题就是如何把一枚125毫米口径的穿甲弹布置在车内，而且这种弹药的体积太大，能够装进车内已经实属不易，又如何为其设计装弹机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

1983年，我们国家从罗马尼亚搞来了一辆T-72坦克以及一些辅助武器（这一消息在2016年第8期《兵器知识》中已刊登）。祝老师马上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北京，说这辆车上有自动装弹机。在对这两T-72坦克的测绘中，我们发现苏联坦克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圆盘型弹鼓的装弹机构。其中受到最大的启发，是苏联人把穿甲弹分成两截，前半截是弹芯，并装有一部分推进火药，这半被称为副药桶；后半截是以推进药为主的主药桶。这种前后分开的结构被称为分装式弹药。有了这种结构，一颗炮弹分两次装填，车内布置这个难题就解决了。

沿着分装式弹药的思路，我们的研制工作起初很顺利，但到了初样机测试的时候，装弹机工作原理导致其故障频发，总是出现卡弹等情况，需要大量试验才能逐渐排除，这一困难甚至影响到外贸坦克能否如期交货。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参与三代坦克项目，但祝老师一直关注着我工作的进展。在我陷入困境的时候，祝老师把我叫到他家，在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后，祝总说：“我的三代现在也需要自动装弹机，我给你一些经费，你继续把装弹机搞完，一定不能影响外贸；将来成功了再装回我的三代上。”如此一来，拿着祝老师给我的经费，试验得以加快进行，最终不但外贸成功创汇，而且三代坦克的研制经费和周期也随之减少。这种一举两得的事，正是祝老师开放共享、从全国兵器工业大局考虑问题这一博大胸怀的最好体现。

现在回顾起来，我这辈子搞科研，最引以为傲的成果就是坦克自动装弹机。引领我走上这条路，在我最苦难的时候帮助我的，就是我的恩师祝榆生。现在你们（指笔者）在为他立传，我作为祝总在哈军工的学生、在南理工和三代坦克时期的下属，非常感谢你们能够把他的故事流传下来，让祝总师永远活在我们国防科工人员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