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时，我唱《哈瓦那的孩子》

原标题：考试时，我唱《哈瓦那的孩子》

娜塔莎（谢亚非）和阿辽沙（钱勇）近照。本报记者 马拉 翻拍

娜塔莎（谢亚非） 1965年外语校 学生证照。

阿辽沙（钱勇） 1965年外语校 学生证照。

1963年7月，由于国家急需外语人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决定创办一批外国语学校。除北京已有的两所之外，教育部通知上海、南京、长春、广州、重庆、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外国语的外国语学校”，全国共8校。重庆外国语学校应运而生，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重庆外国语学校1963级俄语班的校园往事和时代风云。

考试

阿辽沙和娜塔莎坐在我对面，像他们当年顶着这两个典型的俄语名字，坐在重庆外语学校俄语班的教室里。阿辽沙叫钱勇，是市计委退休干部，娜塔莎叫谢亚非，是电信局退休会计。回忆起53年前9岁那年走进外语学校考场那天的情景，恍如昨日。

周总理和陈外长的意图，最终是通过一个个考场来实现的，重庆考场设在人和街小学。

钱勇说：“考试的消息，当时是通知的家长。我爸当时是市计委副主任，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记得那办公室很大，在二楼，说叫我去考什么外语学校，我不清楚，我老爸也不怎么清楚，只知道外交部要培养外语人才。当时我在巴蜀小学读二年级，学校去了四个人，全部考上，但有一个不愿意去。”

亚非当时在七星岗中一路小学读书。她说：“我是老师叫我去的，我去考了之后，录取了，我妈才晓得。我妈妈在妇幼保健院工作，我爸在电信局工作，都是一般的财务人员，是老师选我去的。可能是因为我在班上大大方方的，学习成绩好，说话语速比较快，有点伶牙俐齿吧。”

他们不知道，考试从他们走进考场教室那一刻，就开始了。亚非说：“有三个老师在前面坐成一排，我们走进去，他们就在看你的仪表和走路的姿势了。走拢了，听你自我介绍，还唱一个歌，朗诵一首诗。然后他们再说一段英语和俄语，让你跟着说，看你适合哪一个语种。”

亚非唱的是《我爱我的台湾岛》，钱勇唱的是《哈瓦那的孩子》。他说：“俄语最难的是大舌弹音，我原来没有弹过，老师一说，我马上就会了。我弹音弹得很好，早晓得，我就不弹那么好，就分去学英语了。没有笔试。我出去的时候看见外面还排着几十个人，由老师带着，各个学校都选的成绩好的长得乖点的娃儿。”

他们是在1963年要放暑假的时候考的。钱勇说：“暑假中，录取通知就来了，你已被录取到外语学校，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集合。9月1日全市开学，我们去外语校报到读三年级，原来学校的同学们才发现我们不见了，还是很羡慕。我们是全国第一批小学生就去读外语校的。”

多年以后，钱勇耍朋友谈恋爱，这次考试学会的大舌弹音派上用场。“我女朋友是学法语的，法语最难的是小舌弹音。”他俩的交谈和接触，就成了一场大舌弹音和小舌弹音的对决。

学校

还没来得及安排校舍，外语学校就租凤鸣山重庆煤技校的教学主楼办学。钱勇说：“那个教学楼隔出一半给我们，共用操场，但食堂和宿舍楼分开。煤校的哥哥都是中专生，他们在楼那边拉二胡吹笛子闹得不得了，我们都是三年级的小娃儿，安安静静的。当时巴蜀、八一、树人小学都有住读的，但是离市区比较近，像我们跑到这么远去住读，还是比较少，很孤独。”

牛角沱汽车站是市中区娃儿每个周末的集散地。“每个星期六下午，生活老师带我们坐车到牛角沱放人；星期天下午，我们从各区到牛角沱集中，生活老师又带我们坐车返校，当时19路公共汽车从牛角沱到上桥，18路从牛角沱到凤鸣山。”

小崽儿就打起了车票钱的主意。钱勇说：“我们就想把一两毛钱车费省下来，去买冰糕、棒棒糖。星期六下午要回家了，在学校操场集合，两路口的，解放碑的，沙坪坝的，点名，我们就先去应个卯，然后东梭一个，西梭一个，梭进寝室、厕所躲起来。生活老师带起大部队刚走，我们就溜出来，走路回家。从石桥铺老街穿过，经过大坪、鹅岭公园、两路口回家，要走三个多小时。”亚非说：“我们女生走得少。有一回我走回去，就生病了。”

除了省钱好吃，男娃儿走回家，还有别的好处。钱勇说：“路过石桥铺，有很多田，田里有荷花，还有很多桑叶，当时我们喂蚕子，摘点桑叶，拿个帕子打湿，把桑叶包上，拿回去喂蚕子。走路回家，也为了图这个。”

1965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校园。钱勇说：“在石桥铺一个山坡坡上，一个石坝坝，是个采石场。学校操场有一个大水坑，里面还有点鱼。周围一棵树都没有，就光秃秃的几栋楼房，还有专家楼。周围全是农村，一片蛙鸣。从学校大门出去大概两百米，就是石桥铺老街，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的，中间还有一沟溪水，还有一棵大黄葛树。”

对子

才进校的娃儿，都有点哈戳戳的，什么都摸不着。老师考虑得很周到，就搞起大帮小，结对子。新生和一个大哥哥或大姐姐结成一对一、一帮一的关系，大的在生活和学习上关照小的。下午不上学的时候，大娃儿就带小娃儿到校园和街上闲逛，练口语。

钱勇说：“有天晚上，我们正在上晚自习，门哗地大开，吓我一跳，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冲进来，来找对子，看到哪个面善，看到哪个很乖，就找到你了，双方签名介绍，以后他（她）就随时带你出去耍、去学习。也有两三个结一个，也有一对一。我结的是一个大哥哥，但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名字了。下课了他就带我到操场坝，可以踢足球但是球太重我们踢不来，就在边上坐一下，又走一下，看见什么就教我们用俄语说。在生活上也帮助，女生有些衣服洗不动了，大姐姐还来帮着洗。”

钱勇妻子的嫂嫂的姐姐，也是外语校的校友，当时是高年级，她叫玛琳娜，可能是亚非结的对子。“因为她记得到谢亚非，是班上女生中成绩最好的，也记得到她叫娜塔莎，也记得她小时候外号叫小公主。”

亚非说：“那阵不管英语班还是俄语班，每个人都要取一个外语名字，现在我们俄语班同学有一个微信群，群里面大家还用的是当年的名字：娜塔莎、阿辽沙、别佳、卡佳、伊万。”

苗子

钱勇说，当时三四年级的全部衣服，主要是生活老师洗。“每个人的衣服从外衣、内衣、内裤、衬衫到袜子，家长都缝上娃儿的名字。这是在煤校三四年级的事情，当时人也小，到了石桥铺以后，五年级了，衣服就自己洗了。”

食堂和寝室，飘着牛奶和童尿的气息。“牛奶不是公费，要喝的同学，就家里出钱自己订。订了牛奶的，吃饭的时候，就给你放在桌子上。”

寝室的童尿气味，就好耍了，当时大家正值多梦的流尿季节。“白天疯耍，耍累了，晚上就不想起床。床单揭开，棉絮上一圈儿一圈儿的印子，就是流了尿的。第二天，生活老师就生个炭火笼笼来烤干。但生活老师更有高招，他知道哪些娃儿爱流尿。流尿的很多，男娃儿女娃儿都有。生活老师是通宵轮班，就定了一个时间表，叫大家起床屙尿。比如十二点叫谁，两点钟叫谁，三点钟叫谁，就减少了流尿狗。”对流尿的事情，大家彼此之间也不歧视，可能都当过或不能保证不当流尿狗，就扯平了。

午睡时和晚上9点半熄灯以后，只要哪个在说话，生活老师在门外听到了，就进来把你抓出去在门口罚站半小时。

钱勇说：“我就遭过一次。睡午觉，不许说话，睡到两点铃响起来上课，结果我正朝着墙壁在跟同学们吹故事。这天不是生活老师，是我们班主任黄玉琴老师过路听见了，就拉我出去罚站，我就是不出去，就把手套在小床栏杆上抵抗，她拉我，我一急，狠狠地咬了她一口，把黄老师都咬哭了，真是不该。”

多年以后，钱勇和妻子带着三四岁的儿子走在路上，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喊“小调皮！小调皮！”“我老婆心想，是哪个熟人在喊我们儿子。我们一回头，结果是我们当年一个生活老师，在喊我当年在学校时他们给我取的外号。”

本报记者 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