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为情自杀背后的文化困境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一种恐惧症，就是很害怕看到关于媒体人自杀的新闻。因为每次看到，都有锥心之痛。很遗憾，这两天又遇着了。

11月27日凌晨1时许，媒体女记者段丹峰，在朋友圈和微博发布男朋友婚前劈腿的消息，表露出轻生念头。随后，段丹峰在合肥一处住宅楼从11层坠下身亡。经警方初步认定，段丹峰系自杀。

这一次不是因为以往那种工作压力与心理抑郁，而是因为爱情。很多媒体报道的标题就叫《女记者因未婚夫劈腿跳楼身亡对方坚称两人已分手》。

我想表达自己的悲伤，还有对逝者的悲悯，以及对其家人的安慰，但我写出来很苍白。这一刻，我完全表达无能，写不出内心的锐痛感觉。段丹峰，一路走好！对不起，我的词穷，让我羞为写字人。更对不起的是，逝者为大，我却以此为由头来表达观点。

一个记者为情自杀，痛感还在于，它让我看到一个失去文化宽容的社会注定滋生太多悲剧，一个不能给予他人自由的世界注定充满生命缠斗。导致这种情况的恰是因为现实充满太多的道德捆绑与价值偏执，而文化传播没能有效祛除这样的心灵流毒。

媒体人本身也没有走出这样的文化困境，这很可悲。对段丹峰自杀事件，很多媒体都把猜测当成真实，把道德谩骂当成维护正义的手段，内容并没有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价值判断也没有建立在理性的姿态之上。总之，人们在偏离真实、契约、法律、文明这些价值元素，仅仅停留在悲悯同情与道德攻击的层面。

段丹峰在遗言中说，那个叫潘奥的男人短短几天变得太快，没有给她留有缓冲的余地；而潘奥则强调他和丹丹已经分手，房子是自己出资购买，也是自己装修，并不是为结婚准备的婚房；段丹峰大学同学张旭说，“是渣男步步紧逼，做得太过分。”这三人的表达指向，一个情爱纠葛，一个是法律权利，一个是道德判断。旁观者也多根据这些话语，在自己的文化框架内自说自话。

让感情的归感情，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不管你认不认同，结果就是这样。比如，未婚男女双方从法律上讲有各自选择伴侣的自由。女方自杀虽因男方移情别恋，但男方不会因此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同情不能挽救生命，痛骂渣男甚至略显庸俗，法律又不是万能的。由此，也更彰显在价值分歧之下，文化宽容有多么重要。

一个好的社会，不要过多用道德捆绑人，不要过度用制度羞辱人。道德很重要，但全社会都要明白道德最好先用来律己；制度很重要，但先有人，后有制度，制度未必都能跟上时代需要。婚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必须放在一个好的社会语境下来看待和对待。一个好的社会，我认为，就是一个注重自我实现与给予他人自由的社会，就是一个讲究文化开放和精神自由的社会，就是一个理性和知性主导社会主流话语的社会。

作为记者，作为文化工作者，我想这样阐述自己的价值观——人生应该拥有积极自由，来实现自我价值；应该给予他人自由，让人可以在分歧境遇下共生；应该懂得“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理性平和待人处世。如果你觉得我说的都是大道理，那我具象点，更加直白地说，我选择伴侣，不会接受那种时时监控对方手机的女人，不会认同那种一时不接电话就不停追查盘问的女人，更不会选择那种轻易就以“渣男”“无耻”之类道德词汇对待别人的女人。

我相信，在满足社会秩序正义的语境下，让每一个价值分歧者都有自己认同的美好明天，所有人的明天才不会掉进生命最黑暗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