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国式“战争框架”

原标题：什么是美国式“战争框架”

《战争的框架》 作者：（美）朱迪斯·巴特勒 译者：何磊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嵇心

朱迪斯·巴特勒，美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家，2012年度阿多诺奖获奖者。1956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84年于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系，在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政治哲学、伦理学、犹太哲学等领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欲望主体》、《性别麻烦》、《身体之重》、《权力的精神世界》、《偏激话语》、《安提戈涅的诉求》、《消解性别》、《说明自身》、《战争框架》等。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再次打响，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原政权相继被推翻，叙利亚也岌岌可危。中东局势动荡不安，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冲突加剧。为报复西方列强的军事行动，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在欧美各国不断进行各种自杀式报复，造成无数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矛盾仿佛无法调和， 报复和复仇不断进行，成为恶性循环，恐怖的阴霾席卷了全世界。

美国此举引来各界严厉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知识分子的谴责。苏珊·桑塔格和朱迪斯·巴特勒反思战争的声音尤其激烈响亮。

给远方带去战火和毁灭，无论如何都是极其残酷之事。当远方发生战事，不借助某种媒介，战区之外、遥隔万里的民众又如何能感受到远方已陷入惨绝人寰的境地？没有媒介，就无法呈现和表征，观众和读者也无法感同身受，激起赤忱的同情之心。

战争的代价极大，战争的发动者必须让民众的思维进入某种框架。他们的感知被隐约框限在某一范围，媒介也成了战争的武器。这种武器支撑着精神上的同仇敌忾，进而保证物资的源源不绝供应。

理想状态是士兵最好带着保卫家园，防御入侵的正义怒火投入战争，而民众坚定地充当后盾。美国就是这样引导民意:一个自由民主且强大富饶的国度，遭受到外来邪恶势力的直接入侵，导致重大伤亡，必须还以颜色。

朱迪斯·巴特勒的《战争的框架》就围绕框架和媒介等问题展开。

朱迪斯·巴特勒说：“框架会暗中引导阐释和理解。”(第48页)

所以，美国的主导者积极过滤各种和战争有关的图片、信息，筛选出某些有利于战争进行的信息给予发表。以至于媒体记者必须遵照军方的指示拍摄和书写，才能获准进入美军控制的战争地带。

美国政府所谓的“反恐策略”，对国内外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反映在各国的内政外交上，尤其是西方强国，发生许多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美国起了“示范性作用”。美国的“反恐”将对外战争和对内防御紧密结合。一方面，到远离本土的中东地区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对内进行监控，清除社会隐患。

“反恐行动”导致阿甘本说的“例外状态”。为防御恐怖袭击，美国社会处于一种“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到来，会让曾经开放开明的政策紧缩，并常常悬置法律。最典型的反映就是移民和审讯。美国等国的限制移民政策，主要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外来者，一旦有风吹草动，伊斯兰教徒就首先成为“嫌疑人”。以紧急状态为借口，审讯、关押“恐怖主义嫌疑人”和战俘，并不择手段地逼供、虐待。美国一贯主张保障的“人权”，在这些“嫌疑人”身上却完全不适用。

当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监狱虐囚照片曝光后，囚犯被当做动物般虐待的照片令人震惊。美国政府却百般为自身的非法行径辩护，在舆论中将焦点放在囚犯的身份上: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而根本不去强调囚犯也和所有人一样，也是人，也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

朱迪斯·巴特勒运用了克里斯特娃的“贱斥”概念，即对自身规范之外的他人不予承认，不认为其拥有主体的地位。美国的“反恐政策”就运用了这种伎俩。它将伊斯兰世界和文明对立，认为自己的战争有文明使命，去解救伊斯兰世界，给他们带去民主和自由。以此为借口，践踏他国主权，将他国平民置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中。

美国政府一直试图用“战争的框架”去引导民众，去洗刷这种卑劣行径，完全将战俘的人权置之不顾。又在文化和宗教上，隔离伊斯兰教众。或隐或现地将伊斯兰教徒和伊斯兰社会形容为“野蛮残暴”。

书中有非常丰富的细节，处处体现了巴特勒的敏感精细的分析能力。比如她注意到伊斯兰世界和美军对同性恋的态度，有引人深思之处。美军表面上非常厌恶甚至恐惧同性性行为，而伊斯兰教也禁止同性性交。但为了宣泄自己的仇恨和鄙视，美军却在导弹上写下up your ass（爆菊），并把导弹投掷叫做ejaculate（射精）。(见第168页)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说，美军无意识里恐惧同性恋，同时却又带着某种渴望，他们利用伊斯兰世界对同性恋的禁忌，夹杂着仇恨与快感把自己幻想的力量强行插入伊斯兰文化。

在虐囚事件中，美军也让囚犯们进行同性性交，并拍成照片和视频，以此取乐。他们借此侮辱囚犯的宗教信仰，摧残其精神支柱，使其陷入严重的心理创伤。这种虐待既有肉体又有精神层面的伤害。

照片原本是美军虐待过程留下的某种纪念物，同时也是虐待的工具。或许，他们带着胜利的炫耀，在胜利者的思维框架里拍下这些令人发指的照片。但就如巴特勒所说：“框架永远不能完全掌控自己试图框定的事物……总有一些事物超越了框架的范围，困扰着我们关于现实的感知。”(第49页)

也就是说，框架的意图并非总是能实现，事物总要被重新解读，进而突破原有框架。虐囚照片最初是美军士兵为炫耀和取乐而拍，最后流传在媒体里，却无意成为美军犯下罪行的证据，直接将美军的暴行披露在大众的目光之下，造成耸人听闻的后果，使美国政府颜面扫地。

海德格尔提醒我们，人向死而生。人注定有一死，这是所有人类的共同命运。人拥有身体和情感，人有欲望，也会疼痛。夏可君曾说:“在本来的意义上，人类之为人类，就是感受到自身其实是可能很快就不再存在了，那么，这个提前与事先的哀悼就是生命本身。”

因此，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脆弱不安是生命的普遍特质，生命的逝去值得怜惜和哀悼。唯其脆弱，人类才交往共处、相互扶持，是社会存在的根基。

美国的“战争的框架”并未认真对待生命脆弱不安的普遍性，只片面强调自身的生命“可堪哀悼”，却视伊斯兰世界的生命为草芥。

美国的战争框架就是要剥夺某些生命值得哀悼的地位，让他们成为幽灵般的非人类，使其不可见。在这个框架主导的表征体系里，他们不占有任何位置，声音和身影都被抹消，踪迹被擦去。他们处于这种地位，美国政府就可以任意宰割他们。主导的意识形态要把一切罪行合理化，而被媒体所左右的大众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下面试举一例。

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市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令132人丧生。听到消息后，愤怒和惊恐的情绪弥漫开来。有件事令我十分惊愕，一位平素信佛的同学异常愤怒，他再也无法以佛教的慈悲看待一切，很快就野蛮地认为伊斯兰教徒和恐怖分子有天然的纽带关系，认为就应该将恐怖分子赶尽杀绝，并改造伊斯兰教。他已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主导的框架，为自己的义正词严而骄傲。但巴黎的惨况，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每天都发生。这就是美国的战争框架不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事实。

显而易见，那些在受战火折磨的人民的生命，绝非低人一等，而是和我们一样珍贵！

战争依然是一种罪行，哪怕以正义为旗号，也常常殃及无辜平民。

每每伤及平民后，美军总是想把民众引入一种思维框架：这些平民并非普通百姓，他们和恐怖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朱迪斯·巴特勒根本地质疑，“以保卫生命的名义进行杀戮乃是可以理解甚至天经地义的举动。”(第35页)

巴特勒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认为从身份政治等角度无助于缓解冲突。这种冲突并非因文化差异导致，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致。文明差异也不应作为进行战争的借口。

因为社会发展的差异，西方仍然以充满优越感的目光斜视着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了远离文明的化外之地，而“恐怖分子”就像恶魔一样邪恶。西方如果把恐怖袭击仅仅归结为邪恶，也就意味着放弃寻找背后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不敢直视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殖民恶果，不敢正视自己一直对伊斯兰世界的剥削和压榨。

巴特勒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突破主导者制造的框架，去控诉战争的暴行，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终止战争。

也许，我们依旧有必要聆听鲍勃·迪伦的歌: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禁止…… 一个人要多少回转过头去/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