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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抵制日话”行动:张之洞曾强烈反对日本文化


来源:人民网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核心提示: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张之洞是反“日话”最强力者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安立志,原题:抵制“日话”:张之洞曾强烈反对日本文化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比邻而居的中国与日本联系密切。隋唐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师,日本文化至今融汇着大量中国文化的因子。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街头巷尾、广告铭牌,随处可见的汉字,就是日本早年学习中国的显著证据。近代以来,中国败于日本。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敌为师,东渡扶桑,学习先进的日本文化,而汉字书写的日本词语,则是近代史上中国学习日本的“副产品”。

如何将那些中国历史上不曾见闻的新事物引介到中国,既需要开阔的现代眼光,也需要专业的文字翻译。日本既有悠久的汉字使用历史,又有早期“脱亚入欧”经历,在这方面确有优势。近代史上,在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输出方面,日本既是原创者,也是“二传手”。

如同开放初期,国人对“日货”的热衷曾经匪夷所思,“录音机热”“彩电热”,日本商品一度风靡城乡。20世纪初,也曾出现一拨“进口热”,那时热的不是“日货”,而是“日话”。轻狂少年、浅薄才子,言谈话语之间,竞相以卖弄日本词语为时髦。“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辄之以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有人题诗讽刺道:“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每句都包含日本汉字名词(《清稗类钞·讥讽》)。

我国语言文字中到底掺杂了多少日本词语?198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共收入日源汉词887条,有学者指出,真正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新词大约为472个(《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比如,哲学类的哲学、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世界观、本质、现象、具体、抽象、主观、客观、物质、精神等等;政治类的政治、政党、政策、方针、革命、纲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经济类的经济、生产、分配、消费、工业、商业、金融、市场、科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法律类的法律、法庭、警察、宪法、刑法、人权、自由等等;常用词语干部、单位、服务、环境、简单、目标、条件、速度、质量等等。

清末重臣张之洞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者。那么,他对“日话”进入我国持何立场呢?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声称:“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作为政策执行者,他利用职权极力抵制“日话”进入中国。张之洞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趋庭随笔》卷三)张之洞抵制“日话”,当然是基于其深藏内心的精神律令与文化桎梏,这不仅暴露了“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同时也体现了其对外政策的叶公好龙。

言论、行动上的口是心非,往往导致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以致闹出笑话。民间很快出现了张之洞抵制“日话”的新段子:“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这个属下胆大包天,居然“以香帅之道还治香帅之身”!

抵制日货的理由是什么?一曰购买日货帮助日本经济,二曰购买日货冲击国内市场。“日话”与“日货”不同,其影响决不限于经济与物质。清末学者王国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全集》第一卷)可见,语言的输入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其实是作为思想的载体“附带”输入的。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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