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丨美国的选举人团已成“党的奴仆”？

一场无比热闹的美国大选，也就在十几天之后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双方的支持者非常接近的话，那个全国总选票较高的候选人，并非就一定会赢。

美国大选不是计全国总票，而是分为两层。先各州自己投票，依据“赢者通吃”原则，做出一个“州决定”。也就是说，一个州超过半数的人投了张三，整个州的票就都投给张三了。这样，总票数略高的候选人，假如他在每个赢的州，都是微弱领先，也就是说，票没有被“浪费”，他就确实赢了；但是，假如他在一些取胜的州票数非常高，他在总数上略高的那部分票，不必要地被“浪费”了，这样，他反而可能因为没有赢到足够的州，最终失败。

这个“州决定”，是通过选举人团来传达的。依据宪法，各州选举人团的人数，“与该州在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总人数相等”，众议员数是按照人口比例定，参议员每州两个。所以，各州选举人票，基本是按人口多寡决定，人口大州的票多，人口小州的票少，比例适当。所以，在今天美国竞选版图上，民主党的蓝色看上去面积不大，共和党的红色是国土中间红红的一大片，但实际上这红红一大片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人口集中在东西两岸，中部州荒芜，人口稀少，选举人票数寥寥无几。全国总共是538张选举人票。最后选举结果，不是看全国人头的总票数，而是看各党派争取的州选举人票的多数。

选举人团形同虚设？

这样一个两百多年前选举人团的宪法设置，给解释美国大选带来种种不同说法。

最近我看到一本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总统选举的书，里面提到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立宪者们当时的构想：“肩负选举总统重任的选举人团应该由启蒙程度最高、最受尊敬的公民组成，他们的选举人票会投给最德才兼备的候选人。”他们“最善于辨别适宜于这个职位需要的品质，可以在有利于慎重审议条件下行动，使得一切理由和主张都能适当地结合在一期，以便作出选择。由民众普遍地从本地同胞中选出的少数个人，最可能具有进行如此复杂审议所必须的见闻和眼力。”

书作者注意到，今天选举人团的投票举动“形同虚设”。确实，今天大选的选举人团，完全不需要符合品德要求。一些州在选票上规定，你选了某候选人，等于认同同时选了谁谁做选举人团成员，大家根本不清楚这个谁谁是谁，也不在意。不是他们糊涂，而是他们知道，这个人是谁没有关系。

在大选日，各州根据具体个人票的简单多数，换算成赢者通吃的“州决定”，也就换算成了州的法定选举人团的人头数（本州参、众两院人头总数），全部投给一个候选人。各州的通吃结果简单统计一下，大选结果在那天就决定了。而选举人团只需要严格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必须严格按照州民大多数人的意志，给“州决定”的那个候选人投票。他们自己是谁、有没有德才兼备、哪天投票，就完全没人关心了，因为他们只是走形式的“机器人”。

所以，书作者批评，这是“因为政党这一超宪法机构的出现，结果导致选举人团投票形同虚设，完全成为各州多数党的党派意志的体现。”也提到最高法院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任期为：1941-1954年）的批评：选举人团“甘愿沦为党的奴仆”，投票“智力匮乏”。其实，选举人团制度的变化，只是准确反应了美国民主政治从后古代向现代政治的演进。

美国的政党到底是什么

美国立国者们是一群后古代先贤。《独立宣言》发表的1776年，正是中国的乾隆年间，法国的路易王朝。而美国国民们大多是在世界各地活得不好的人，才铤而走险、来到新大陆，他们日日不断涌来，经年累月不会这个国家的语言，很多人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当几年后的1789年立宪，立国者以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制度理论和实践探讨，建立第一个大国民主制度时，立国者们更担心的自然是：一个还在蓄奴的古代社会杂牌民众，如何能够如自己一样，理解和维护这个制度。所以，当时的民主必然有局限，渐进，一开始还不是一人一票，都是思想严重超前的立国者们在后古代美国的忧虑。

那个时候，先贤们更相信的群体，是自己这样的精英，这个很自然。更何况，在古代社会，教育、交通、通讯技术都远远达不到。所以，在《联邦党人文集》的讨论中，他们感觉理想的方式，是一种类似递进的选举，就是识文断字、有恒产、相对理性的民众推举出一些贤人，贤人们再推举“那个”贤人——总统。这是两百多年前很自然的思路，当时美国甚至还没有党派。从杰克逊大法官的抱怨里可以看到，在近八十年前，还是有一些上层精英，更信任由推选出来德高望重的上层精英来决定总统人选。

那么在今天，选举人团的“走形式”，是不是就代表了“政党利益”，这涉及“什么是美国政党”这个问题。美国政党就是在选举这一刻，有类似理念民众的暂时聚合。选举人团失去自己意志、“走形式”的本质，是选举的真正主人，即本州大多数民众，在选举总统这一刻的意愿。选举人团的存在，只是因为两百年前一个古老的宪法规定。当然，可以通过修宪将这个已经不合时代的规定废掉。但是，正因为选举人团一般都遵守了“不违背本州选举结果”这一共识，所以，大家觉得留着它也无伤大雅，懒得再大动干戈去修宪。可以想象，假如出现由于选举人团成员经常自说自话，不但违背本州大多数民众意愿，而且确实因此改变了大选结果的情况，那么，修宪就可能马上进入议事日程了。

选举人团的性质改变，也体现了美国式后古代政治转变为现代政治的巨大差别。两百多年前的后古代美国，是民众和精英的素质差距非常大，它的立国特点，是有一批认真、严格律己的政治精英，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他们想象中的“启蒙程度最高、最受尊敬的公民”组成的选举人团，就是以自己为范本。而现代政治中，政治人物娴熟的政治运作，大批竞选顾问，精于包括抹黑战术的竞选策略等等，都令政治人物褪去“贤人”光环，令大量民众失去了“贤人”期待，退而接受一个制度限制下的“能人”的现实。这次大选中，民众对建制派的拒斥，一边选，一边对候选人“不能信任、虚假”的高比数评论，都反映了这样的改变。

而更具争议的不是选举人团，是关于各州以多数人决定的“赢者通吃”。书作者提到，它的根本目的，是造成“一个政党在某个州权力的永久化”，它会造成各州的“一党专政”。作者的依据是，“只有一个胜利者，输家什么都没有”。确实，由于总统只有一个，所以在“总统”这个行政最高长官的位置上说，不论是州层面的赢者通吃，还是略去选举人团，由民众一步到位选举，最后结果都会是“赢者通吃”，只不过后者是全国的赢者通吃。即便是欧洲的比例代表制，论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只有一个“赢者”。在美国大选中，问题是：州和联邦，这两个赢者通吃，它的结果可能不同。但是，美国把这个制度实行到今天，和另一个现实问题有关：在实践中，州和联邦的两个“多数”，得出的结果是不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相同？

高尔如何栽在“赢者通吃”原则上

近年来，最触目惊心的就是高尔在全国个人计票中领先，却输在赢者通吃的州。高尔当时是副总统，年富力壮，他的搭档比尔·克林顿，又是个运气相当不错的总统，经济好转，9·11事件还没有发生，联邦预算略有盈余。克林顿两届八年期满，高尔顺势上位几乎没有太大悬念。没料到发生克林顿总统和实习生的性丑闻事件，克林顿的否认，还引发了因“在誓言之下作出谎言”，即“作伪证”的弹劾程序，成为共和党攻击的一个机会，而民主党则需要反击，这一事件推动了尖锐的党派对立的。

当时作为副总统的高尔，似乎也需要向公众表态。他私下问了克林顿，得到的是对性丑闻的坚决否定。高尔因此在公众集会上，曾高呼着克林顿全名，高调表示信任克林顿无辜。没料到最后实习生马上有物证呈堂，牵连高尔声望降低，同时，克林顿总统不但不能如今天的奥巴马总统那样，理直气壮出来为自己党派的候选人助选，还成了高尔竞选的一个阴影，如影相随。

即便如此，高尔一开始还是有大幅高于小布什的民调数字，几番折腾，民调下降，但最终的全国总票数还是比小布什高了五十四万票。但是，就是前面提到的“赢者通吃”，他的选票在各州不均衡，最后，选举人票非常接近，佛罗里达州成为关键。由于票数过于接近，佛罗里达出现出现选票争议、重新计票。最后，连最高法院都介入裁决。一番鸡飞狗跳以后，虽然重新计票再次拉近了两个候选人的差距，可是小布什始终在佛罗里达略高于高尔，最终在佛罗里达的票数相差只有537票。但是，赢者通吃。高尔失去了佛罗里达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因此在全国的选举人票数上，以5票之差，输给了小布什。

高尔的总统梦陨落。不论公众，还是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他受到克林顿丑闻的牵连，而克林顿私下没有告诉他实情，误导了他的表态。因此，高尔此后和克林顿夫妇疏远。这次2016年大选开始，他也一直不表示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没有为她背书。

就在上周，希拉里·克林顿令大家非常意外地，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集会上，请动了前副总统高尔出场。

高尔在落选后拍摄了警告全球暖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成为一个环保专家，并介入各种社会活动。但是，离开公众视线还是很久了。高尔败选，向他的支持者告别的一刻，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然他和支持者们都非常动感情，因为感觉他只差那么一点点，败得太冤了。当时支持者们呼喊最多的，就是四年后再见。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四年后高尔可以回来再选。很快，一切就过去了。四年以后，他再参选、可能胜选的气氛已经消散，他再也没有卷土重来。当高尔出现在支持希拉里· 克林顿的台上，不得不感慨岁月不饶人。十六年过去，高尔有了老态，加上有点发福，完全不能想象他当年的人气了。

今年的美国大选对立空前

这一次，希拉里·克林顿请来高尔，就是因为拥有29张选举人团票的大州，今年又是关键之一。该州民众对两个候选人几乎是摇摆在对半开的支持率左右。克林顿希望邀来高尔，现身说法，鼓动支持自己的民众，积极投票。谁知高尔一开口，就落实到他现在的关注点，大气变暖议题上，迟迟转不下来，克林顿坐在一边肯定急死了。总算在结尾时，他言归正传，要大家看看他自己当年的教训，一定要去投票：因为“每一票都是作数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决定性的一票。而下面摇旗呐喊支持克林顿的民众，一些人安慰着高尔，喊着：“（当年）你是赢的！你是赢的！”而很多人当时还是孩子，高尔刻骨铭心的故事，对这些年轻人已经没有印象。时间过得真快。

确实，高尔的故事印证了，基于州的赢者通吃原则，州和联邦的两个“多数”，实践中就是有不吻合的实例。不仅高尔，在美国的五十六次大选中，有过四次，在全国计数中得多数票的候选人，由于州的赢者通吃原则，实际输了大选。而且在竞选中，两党，候选人都有过一些潜在“很玄”的错位可能，但是自1889年至今的近一百三十年以来，只发生了高尔和小布什竞选这一例错位。

这个错位在近一百三十年来实际发生的低比例；它发生的随机性（两党都可能发生，而不是某一党发生的几率会更高）；两个候选人以及支持他们的民众，远没有今天那么对立；以上这些原因，使得高尔、小布什的争执最后平稳度过，也没有人认为这个对未来依然有潜在“不公平”的规则，急迫到需要修宪。

不管怎么说，它看上去是一个缺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的发生都是在两个候选人票数非常接近的时候，它反应的现实，是这个国家正处在不那么确定的状况下。即便是按全国计票，一个偶然的外力，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改变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是哪一个结果，都是一个国家状况的真实，在不确定的两条路上，先试一下其中一条。明显不行的话，大选四年一次，还有四年之后的纠偏可能。

另外，制度都是人设计的。以全国计数的多数为准，还是以州为单位的多数为准，都是一种设计。关键是它的结果不是设计为“一定对甲党有利，一定对乙党不利”。所以，仔细去想，二者都不失为一种公平。

从现在的民调看来，今年的大选，似乎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错位结果。假如民调本身有误（根据英国脱欧经验，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或者出现什么意外，导致最终票数非常接近，而且出现全国计票和选举人团计票的错位，那么，可能不会如以往那么容易过关。因为今年，不论是候选人，还是他们的支持者，都已经太对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