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照金 西北革命烽火燎原地

原标题：红色照金 西北革命烽火燎原地

薛家寨曾是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照金位于铜川新区西北部40余公里处，地处桥山山脉南端，与耀县（今耀州区）、淳华、旬邑三县交界。它北倚子午岭、南俯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腹地。境内险峰林立、沟壑交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照金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区，进可夺取渭北，威胁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退可据险固守，灵活机动性非常大，堪称得天独厚的游击战争活动区，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红二十六军二团建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耀县政府在照金建立了严密的保甲民团系统，将照金当时的17个村，分为南8北9共17个保，并在中心地带设立了一个武装民团，由当地劣绅张彦宁任团长。张彦宁民团在照金乡村横行霸道，军阀部队也常以剿匪为名骚扰老百姓。1931年11月的一天，飘着大雪，十几个扛着枪的人进入了照金镇芋园村，村民们吓得东躲西藏，以为是土匪来了。据耀州区党史办记载的一位经历此事的村民说：“当天中午，我打了一锅搅团，刚把饭做好就听说梁子（土匪）来了，全家吓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回来后，发现一锅搅团吃完了，一缸酸菜也吃没了，但家里别的东西都没动，鸡蛋一个都没少，桌子上还放着钱。后来才知道吃饭的是红军，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吃饭给钱的队伍。”

1932年2月20日，元宵节，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秘密进入照金。夜晚，游击队趁街头闹社火之际，将正在划酒猜拳、狂欢作乐的当地民团包围缴械。此后，便在照金周边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传播革命火种，拉开了创建照金苏区的序幕。同年，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秘密回到富平。当他得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照金一带活动时，便推着独轮车载着盐，以换粮为掩护辗转来到照金。8月，在照金杨柳坪，习仲勋先后与谢子长、刘志丹亲切会面。同年秋，刘志丹指示李妙斋留在芋园村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开辟地方工作。李妙斋白天以做木工零活为掩护，晚上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农民党员，秘密购置枪支弹药，于1932年10月组建起照金地区第一支农民武装——芋园游击队（40余人），芋园村也因此成为照金最早“闹红”的地方。

为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做出了一系列决策， 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来指示信，重申了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1932年12月20日，省委常委杜衡宣布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今旬邑县）转角镇正式举行改编授旗仪式。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是我党在西北地区组建的第一支由中央授予番号的红军部队，标志着陕甘边军事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为了创建和发展照金根据地，陕甘边党政军组织机构相继在照金建立。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书记金理科，同时特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书记习仲勋。特委还统一领导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坚强核心。

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兔儿梁组建，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统一领导照金地区各地方游击队。在以后的战斗中，游击队通常采用一种“麻雀战术”，声东击西，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当年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游击队游击队，敌人来了关门睡，敌人走了开大会，夜里打白天睡，遇弱打遇强退。可以说照金推出的“麻雀战术”就是毛主席提出“十六字方针”运动战的雏形。

1933年春，陕甘边特委和革委会依据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在照金苏区芋园、秀房沟等乡村开展分粮分地运动。将没收的土地分给贫苦百姓，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打开地主和香山寺的粮仓，群众感激地称分的粮食是“救命粮”。通过分粮分地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响应“扩红”，踊跃参军，军民团结亲如一家，根据地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兔儿梁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参会的代表多数不识字，选举采取了简单有效的投豆得票办法。代表们说：“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最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代表周冬至被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这是我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的中国北方第一块建制完备的革命根据地。

山顶上的革命指挥部

薛家寨距照金镇约5公里，海拔1600余米，山势险峻，绝壁如刀劈斧砍，直上直下，是典型的易守难攻地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靠近山顶的崖壁上依次横贯着四个浑然天成的寨洞，大洞能容上百人、小洞能容几十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新生红色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33年春夏之季，陕甘边区党政军组织机构迁入红军大本营——薛家寨，薛家寨成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为了保障边区及部队的作战与军需，根据地军民整修崖洞，改造山寨，修筑工事。分别在一号寨子设立哨卡，驻守游击队一、三支队。二号寨子设立红军医院和被服厂，妇女游击队员边照料伤病员，边缝制棉被军衣。三号寨子是兵工厂，游击队员在此修造枪械，配制炸药，当时自制出照金独有的“麻辫手榴弹”，威力极强。四号寨子是指挥部和后勤仓库所在地，驻扎了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当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就经常在这里研究部署边区工作。

建设山寨的时候，当地农会主任杨玉财动员群众上山打堞墙，群众热情很高。杨玉财曾回忆，“寨洞周围全是石头，没有土，村民们就一篮一篮地从山下担土，一夯一夯地打实。红军对村民也很照顾，还付了工钱。”当时从西安兵工厂等地的很多人到薛家寨修械所工作，后来人员壮大到几十人，就把修械所改成了兵工厂。当时红军缺少枪支弹药，不但有的枪支早就该淘汰，很多战士还拿的大刀、长矛、铁叉去打仗。修械所及后来的兵工厂为红军枪支弹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薛家寨保卫战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苏区，根据地军民奋力还击，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限期攻克薛家寨。薛家寨保卫战打响了。

1933年9月21日，国民党军刘文伯部十七路军以一个团及一个炮兵营的兵力，并纠集耀县夏老幺、雷天一民团和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县民团千余人，趁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际，勾结叛徒陈克敏率部向照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 。当时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政治保卫队留守。危急时刻，习仲勋动员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及后勤人员一百多人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游击队据险固守，巧布地雷，以修械所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和滚石等武器顽强抗击，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随后，李妙斋 、张秀山率领游击队主力赶回薛家寨，投入战斗。

战斗持续到下午，敌人狼狈溃退，取得了保卫薛家寨战斗的第一次胜利。但是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在这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0岁。和李妙斋一同牺牲的还有他的警卫员武功。

1933年10月12日，国民党以杨子恒为总指挥，派出4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数千人，携带大炮等重型武器，向照金苏区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薛家寨的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屡次获胜。在强攻不成的情况下，国民党实施了偷袭。10月15日夜，叛徒陈克敏带领敌军从后山崾岘一条陡峭的石缝间攀上防守阵地，薛家寨被突破。游击队在腹背受敌的危急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果断作出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后向北转移到甘肃南梁一带。

敌人占领薛家寨后，纵兵劫掠，大肆蹂躏。他们把从箭穿崖上抓住的游击队员段羊从悬崖上推下摔死，并残杀了大批未来得及转移的战士和伤员，还挖出了李妙斋、武功两位烈士的遗体，在阳光下暴晒。山寨里还有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多名女红军来不及撤退，其中大多数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这些年轻的女红军战士站在悬崖边纵身跳下，没有一个人投降。

随后，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纷纷反攻倒算，进行报复，残酷杀害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和60多名农会积极分子。苏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敌人的屠刀吓不倒革命者，照金特委留下一部分人员在照金地区继续战斗，其余部队北上甘肃，与主力红军会合。

薛家寨失守后，革命中心被迫转移到甘肃南梁地区。老红军潘西顺的儿子潘权民告诉记者，据他父亲的回忆，潘权民的两个亲伯父就死在薛家寨保卫战中，部队转移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照金仍然是工作的重心，潘西顺那时候就充当送信、押解等任务。从照金到部队驻地的山梁上有条小路，潘西顺老人跑了不知道多少趟。北梁村会计畅忠信说，薛家寨失守后，国民党收到消息，红军曾在陈家坡开会，就在陈家坡派驻了一个搜索排抓共产党。当时北梁村的一个酒坊就是红军当时的交通站，是传递消息和物品的重要中转点，后来被国民党发觉后弃用。

1933年冬，党在照金陈克敏民团内部成功组织了暴动，彻底摧毁了这股反动武装。1934年夏，红四十二师经常到照金地区活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武装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巩固，群众革命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自此，照金地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一个主要区域，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