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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作文大赛18年:除了韩寒郭敬明 其他人都在哪


来源:澎湃新闻

资料图

原标题:新概念作文大赛18年:除了韩寒郭敬明,获奖者们都哪去了

落座后,曲玮玮的第一件事是拿出电脑,“先处理一个工作,很快”。

当她的大四同学都忙着找工作、读研或出国时,21岁的曲玮玮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带着手底下三两人,经营一个公众号。

公号介绍里,她是“两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和“最有故事的女同学”,她的微博认证写着“第十四届、十五届‘作家杯’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1998年,《萌芽》杂志社创办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鼓励年轻人创意写作,它的影响力曾辐射全国中学生。

像前辈韩寒和郭敬明一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是曲玮玮头上的光环,它象征着年轻、才华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当然,这两位前辈已不再需要用它证明自己。

2016年,这个为年轻人举办的比赛迎来它18岁的“成人礼”。当下,互联网向“创意”张开怀抱,高考作文也不断刷新“新”的定义,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得主从第一届的20个左右增加到65个,但再没能走出“现象级”写作者。

曲玮玮

“新概念就像一颗卫星,它最耀眼的光芒,在于它进入轨道之前。”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形容,这颗“卫星”进入轨道之后,就慢慢均衡发展。

那些怀揣文学梦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梦工厂”走出的年轻人,有人正向严肃文学进军,有人成了偶像,有人从事图书出版、编剧、情感和时尚写作,还有人创业做起生意。

“偶像韩寒”

曲玮玮选了上海五角场大学城路上的一间咖啡店里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见面,她现在的住处是附近的一套复式公寓,也当做工作室。

差不多用了5个月左右,她把自己的公号从3万粉丝做到了40万。

公号里的文章主要写爱情,她说这是她擅长的。1995年出生的曲玮玮,刚刚读大四,自称谈了十次以内的恋爱,她的青春期曾长期沉浸在“我喜欢的男生不喜欢我的悲伤中”,而写作能“拯救”了她,因为“可以虚构一个世界”。

曲玮玮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看《萌芽》。《萌芽》在1996年改版后,将读者群定位在“大、中学生”,整本杂志弥漫着浓浓的青春文学气息。

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一书中提到,《萌芽》杂志社当时的年销量从过去的几十万份下降到一万份,分数导向的语文教育引起教育界和文学界的关注。

新概念作文大赛就在这个背景下横空出世,它倡导无约束的创意写作。

李其纲回忆,参赛者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上海,为了征集更多参赛者,他们把比赛启事做成海报,给很多学校寄过去。

新概念作文大赛主要面向30岁以下参赛者,分三个组别:A组是高二、高三学生;B组是初一到高一学生;C组是大学生。通常,A组参赛者最多。

家住上海金山区的高二学生韩寒是首届参赛者。那年,他凭借复赛作品《杯中窥人》获得一等奖,随后在《萌芽》杂志社的帮助下,出了第一本书《三重门》。

第一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实行和高考挂钩的保送制。和韩寒同时获一等奖的有20人左右,有7位被保送进大学,其中,陈佳勇被北京大学免试录取。韩寒本想高三时也可以这样,但他未升入高三便退学了。

以一个“反应试教育”的叛逆少年形象,韩寒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读“沈从文、张爱玲”长大的曲玮玮,当读到这些比她稍大一点的学生的作品时,感到愉快不已。她开始“有意识地去看这一群人的作品” 。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曲玮玮尝试着向新概念作文大赛投了一次稿,没进复赛;高一时再投,又没进。她觉得应该是自己功力不够,只能继续努力。

文学青年

和曲玮玮相比,钱好参赛的经历要顺利许多。

1986年出生的钱好现在是上海一家报纸的记者,她是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得主,和第六、七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

钱好是浙江湖州人,她从初一开始看《萌芽》,新概念正红火的前两年,她在父亲的鼓励下,选了三四篇作文投过去。

钱好记得,她那篇获奖作品刊登出来后,父亲慌了:“女儿啊,有个事儿你要挺住啊,那个文章不是我们的,他们弄错了。”

实际上,登出来的那篇文章正是钱好写的——“他们在楼下打牌,我在楼上写,也没有打草稿,一气呵成。里面写了对家庭的不满,还写点小暧昧,然后就偷偷封上,剪了一个《萌芽》(投稿表格)贴上寄过去,谁知道最后真的就中了这篇。”

李其纲介绍说,第一届比赛有4000多人参加,之后飙升到七八万,2008年至今为止,人数有所降,但不管初赛投稿的人有多少万,复赛人数始终控制在220人左右。

新概念作文大赛从举办至今,一直采用纸质投稿的形式,即使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

每年截稿日前后,《萌芽》杂志社位于上海巨鹿路的那栋小洋楼都忙得不亦乐乎,那些信件一麻袋一麻袋地被邮递员或者快递员送到二楼的《萌芽》办公室,走廊里、办公室都堆满了信件。

作家张悦然是第三届新概念一等奖得主,她曾在采访中提到,每年的比赛日,教师都带着同学们一起参赛,就像一个团队。

等到张悦然参赛的第三届,保送生制取消了,从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起,部分名牌大学开始试行自主招生制,那些认可新概念成绩的高校,可以把它作为高考自主招生的加分项。

上高中后,钱好又参加了两次新概念作文大赛,都得了一等奖。高三时,她拿到20分加分,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两度落选复赛的曲玮玮在高二时再次投稿参赛,这次入围了。她语速极快地形容当时的感觉,“嗯...unbelivable(难以置信)”,有一瞬间她狂掐自己大腿,大腿都掐肿了。“然后有一瞬间的膨胀,膨胀后开始沉静,想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比赛。”

曲玮玮独自从山东威海的一个县城来到上海参加复试比赛,她跟一些同样没有家长陪伴的学生一起去外滩玩,拿着啤酒在江边吹着风,边喝边聊卡尔维诺、卡夫卡。“觉得很奇妙,新概念能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

获奖给她极大的自信,“之前自己闷着头写,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不知道写到什么时候会出版一部作品或者发表一篇。”

在第二次参赛获奖后,她坚定了许多:“觉得自己可能是有实力,可能人生永远有一个地方要留给文学。”

孙宇晨。

创业者

“上海市巨鹿路×××号。”26岁的孙宇晨一口气背出了《萌芽》杂志社的地址,此时距离他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将近10年了,在北京中关村一栋高级写字楼里,他懒洋洋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气里充满孩子般的兴奋。

广东惠州人孙宇晨是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但1990年生的他现在更知名的标签是:年轻的创业者。

孙宇晨曾入选福布斯2015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他曾是湖畔大学首批学员中唯一“90后”学员,现在是一移动社交应用APP董事长兼CEO。

“这项比赛,改变我的一生。”孙宇晨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老师,母亲曾是记者,他从小涉猎书籍甚广。“当时在我们这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眼中,新概念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拿了一等奖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没什么差别,应该叫青年诺贝尔文学奖。”说这话时,他的眉毛挑起,神色有些激动。

韩寒是孙宇晨那时的偶像。高中后,他又喜欢上王小波、李敖,“喜欢反权威、讽刺、幽默性的作家”。

他自称极度厌恶应试教育,觉得自己是天才,“从小自我感觉特别会写文章,因为作文经常会被老师拿到班上念。”

他不想“正正经经读书考大学”:翘课去图书馆看书;用中文回答英语考试;历史考试时遇到写反面人物的题,他就写上教师名字,要写正面人物,就写上自己。

反抗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在新概念拿奖了,就可以不参加高考了。

但2003年,读初三的孙宇晨第一次参加新概念比赛失败。后来他又连续参加了三届,其中高二那次是他自认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他一次性投了三篇文章,一篇幽默讽刺小说,一篇实验小说,还有一篇杂文。“志在必得,感觉没人比我写得好。”说到激动处,他自己也哈哈大笑。

他买了三本《萌芽》,分别撕下后面的投稿表格,填好寄过去。之后每天在学校偷偷用教师的电脑刷《萌芽》官网,直到发现自己又没入围。“天都塌了。”他大哭一场,一连失落了两个月。

孙宇晨说,那之后他意识到,“只能走高考这条路” 。

当时已经到了高二下学期,他的成绩只有390分,连三本线也达不到。半年左右,他一口气把成绩提高到了500多分。“那就是彻底好好学习了,再也不搞什么猫三狗四了。”

高三上学期,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又开始了。孙宇晨没抱太大希望,又不想遗憾,就把第八届的三份作品原封不动又寄过去了。

一天中午,他到现在还记得日期——1月9日。父亲来学校找他,说上海来信了。“我看到是萌芽寄过来的参赛回执,说是能给我报火车票什么的。”

那是孙宇晨第一次来上海,他才16岁,去了外滩,“当时感觉回惠州,真是一天都不能待了。”

他是带着想写出“新概念历史上最牛逼文章”的雄心进入考场,看到标题《从这里出发最远》时就觉得很对胃口,“我当时写得很认真,心无旁骛。写完就觉得我能拿一等奖。”

他确实拿到了一等奖,还拿到了报考北京大学增加20分的机会。

光环褪去

对不少人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得奖者的光环很快被证明是过去式。

大一时,曲玮玮陆续在韩寒主编的电子杂志“one”和《萌芽》上发一些文章,写的仍然是青春爱情小说。

此时的她想进军严肃文学,给“几乎所有的主流严肃小说杂志都投过稿”,但都没有回音。

“我在想是不是才能胜不了野心”,那个时候的曲玮玮处于一种极悲观的情绪中,忽然觉得严肃文学这条路很窄,“我前面的‘70后’、‘80后’在文坛上真正有所建树,被大家所认知就那么几个人,再反观我的实力,好像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

大学里,钱好参加了北大文学社,文学视野愈加开阔后她意识到,新概念作为一种类型化的青春文学,存在某些局限。许多获奖作品出现了相似的风格,比如叛逆,忧郁。这些在早先被视为创新的文学风格,在数年之后反而形成了某种固化的标签,限制了更多自然、生活化的文学可能。“我想跳出青春文学的框架,学习正统的纯文学写作。”

在北大文学社,钱好潜心写作,“不会去外面倒腾,我觉得我写得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大学。”毕业后,钱好做了文化记者,平时写点散文,自娱自乐。工作中偶尔也会碰到郭敬明、张悦然、韩寒。 

孙宇晨在钱好读大三时进入北大。在钱好印象中,孙宇晨活泼可爱,是个活跃分子。不过,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已经没什么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他称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致力于“改革”。

大学毕业后,孙宇晨去了美国读研,从研二开始创业。现在他开公司,管着几十号人。他不喜欢被称为“商人”,但愿意被称为“创业者”。

大一暑假,曲玮玮决定去做实习记者。做了一年后,她突然觉得做记者好像不是她想达到的终极目标。“记者是隐藏在稿子后面的人。但我想表达观点,想输出价值观。”

她开始以“文艺女青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两届一等奖”的形象活跃在各大卫视的综艺荧屏上,化着浓妆,言谈举止间是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熟。

2015年5月,未满20岁的曲玮玮参加《超级演说家》,演讲“我们都有‘病’”。她抬着下巴,霸气十足,要“以思想为武器”。

那场演讲后,导师金星评论“直观感觉有点假”,她说这是个“写得非常好,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很好”的演讲稿,但“老觉得隔了一层东西在你我之间”。

导师窦文涛则评价她有着“中国大学生典型的学生腔”,用恍然大悟的语气讲了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道理,“腔调大于内容”。

现在再回忆起来,曲玮玮觉得那个时候确实带点表演的性质,“面对电视,还是会紧张,那些灯光让我感觉人生不真实。”

造梦工厂

当曲玮玮频繁出现在网络和综艺节目上时,同是1995年出生的汤斌还在准备第三次高考。

汤斌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第16届二等奖,第17、18届一等奖。他没有见过曲玮玮,却一口气说出她参加过的综艺节目。在汤斌印象里,曲玮玮“比较出名”,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主里比较活跃的一类人。

汤斌说新概念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真的,不夸张。”来自江苏邳州的他,成绩不太好,对于未来的规划本是考上本省的一个铁路高职院校,然后做地铁司机或者铁道乘务员。

汤斌最初的写作启蒙是五年级时在舅舅家看的《围城》。虽然不理解内涵,但觉得好玩。他从高中开始投稿,“就是梦想,试一试吧,不参加一下对不起自己。”高四之前,汤斌投过两次稿,但都没入围。

2014年他读高四时,参加了第1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拿了比赛二等奖回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别的出路:艺考,然后从事写作、电影。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汤斌高考数次落榜,但他又在新概念比赛中连续拿了两次一等奖。

汤斌记得,领完奖,李其纲召集一等奖获奖同学说:“拿着我们的水晶杯,它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中会有人拿诺贝尔奖。”

凭借第18届一等奖,汤斌获得上海戏剧学院的自主招生资格。“慢慢地胃口大了起来,迷失了方向吧,非名校不上。”

在几次高考落榜后,而今,他准备考第四次高考。他说,现在想通了,顺其自然就好。

在参加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时,钱好跟郭敬明同考场,“那个时候他太显眼了,个子很小,背了一个特别大的包,坐在我的斜前面。当时我爸妈都注意到他,说这个男生这么小个,背这么大的包,自己一个人来的,都没有家长陪吗?结果一等奖颁奖时他就站在上面,后来才知道他叫郭敬明。”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年庆典上,郭敬明说,新概念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起点,“可能我以前没有想过要走这条路,没有想过我自己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高中学理科的他觉得自己毕业后可能会做金融,跟商业相关的。

从1998年至今,“80后”和“90后”构成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要参赛人群。钱好觉得,新概念改变了一代人的阅读审美,甚至饮食、着装。

许多往届的获奖者会提到安妮宝贝、村上春树,像钱好,也曾找来他们的书读,还一度迷恋他们笔下光脚穿球鞋的女孩、苦涩的蓝山咖啡,甚至专门买白棉布长裙穿。

曲玮玮喜欢前一个男朋友就是因为“当时他穿着白衬衫,身上的洗衣粉味特别好闻”,她说那种感觉就对了,虽然那时也不是很了解对方。

新概念大赛最鼎盛时,获奖者就意味着一只脚踏入了作家圈。钱好记得,有几个年轻的编辑每年都在新概念赛场门口向考生约稿,与她同届的新概念得奖者中就有很多人出书。

钱好最初几届给过出版商一些稿子,“那时候就觉得来钱快。”但是高二高三时,她就不再参与了——合集往往存在重复用稿的问题,且印刷质量参差不齐,至于个人文集,她认为自己的作品还不足以独立出版。

延续使命

多位获奖者和评委都表示,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举办了18届之后,已经很难出现像当初韩寒和郭敬明一样的“现象级”作家了。网络文学和自媒体兴起,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平台展现自己。

在曲玮玮看来,如今漫山遍野都是韩寒、郭敬明,也不需要新概念再捧几个标杆。

不少参赛者冲着高考加分参赛,也会有意识模仿新概念作文的风格。李其纲认为,这种功利性在所难免,但他也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就在这种功利心态下爱上了文学。

曾任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评委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告诉澎湃新闻,像新概念这样的大赛,在文学青年的培养和高考制度的改革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它已经完成了当初的历史使命,现在是在延续。”

曲玮玮如今偶尔整理电脑,看到以前写的东西,感觉那些文字很稚嫩,“属于野心爆棚,但是才华还没有跟上”。但她又觉得,在那个时间点,那样的阅历下,写得也蛮好的。“反而现在没有以前那样进步的速度,被很多琐事包围,是在一个平整的前进中微妙地后退着。”

采访当天晚上10点多,曲玮玮的公号推送了一篇文章,半个多小时后,点击率已经将近两万。

曲玮玮的目标是公号粉丝达到100万。“如果积累到100万,我不管写什么,是不是都有人为我买单,那就可以支撑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她希望下一年出两本书,写一部真正能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就算短篇小说,哪怕是一个微电影也行。”

而此时的汤斌又开始备战下一年的高考。他最近跟几个同样喜欢写作的朋友开了个微信公号,陆陆续续写一些微小说。他想以后在大学里写一部长篇小说。

9月的一天,在《萌芽》杂志社办公室的二楼阳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去年几万份初赛投稿,已经积上了灰尘。而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又整整齐齐摆了十几捆第19届大赛的投稿,每捆有100份,之后的日子还陆续会有新的稿件寄来。

[责任编辑:王家乐 PX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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