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命运的阴影中——一篇关于文革的私人对话

4月15日，凤凰评论“首席评论员”栏目刊载了林达老师的文章《已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读完这篇文章，非常沉重。许多人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被歧视、被虐待，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个中国的“犹太人”群体，难道我们的心不颤抖吗？

在一个微信群里，我推荐了这篇文章，并写上了如下按语：

过去我们受了许多血腥暴力的阶级斗争教育，脑子里没有“人”，更没有“人权”，只有“敌人”“人民”的概念。对归入“敌人”另册的所谓黑五类、黑七类、臭老九，无论他们经受了什么样的悲惨遭遇，都无动于衷，这即所谓“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那时，人所该有的同情心，几乎都被压抑死了，谁要是动了恻隐之心，就被自己、也被别人批判为“阶级立场不坚定”。如果说那时年少不懂事，那么今天回头反思，难道不心痛不震撼吗？在一个现代政治文明国家，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但绝不能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被残酷迫害，绝不能把人分成上等人和贱民。今天之所以要深刻反思文革，之所以大声疾呼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经历形形色色的变相文革，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权利有保障的环境里和平、自由地生活。

发言在同学群里激起了反响。一个同学希望私聊，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长篇展开。

平：先说个别人的故事，真人真事。Z老头辛苦努力，在解放前夕拥有了工厂，另外在西安也办了厂。解放了，形势很好，老头把所有的家当都投进厂里，进了原材料，准备造汽车，大干一场。公私合营粉碎了他的梦，老头不能接受，携老婆住进和平饭店跟政府理论，结果可想而知，不法资本家的帽子牢牢地扣在头上，房子、车子统统没收。老头大病一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后来几十年老头一直在自己厂里当工人，技术很过硬，也不因自己的身份而低头。退休后自己在家造车，载着老太满世界跑。他的大儿子摇着轮椅去北京讨公道，摘掉了“不法”的帽子。问他为什么不提赔偿，起码得把房子要回来，他回答说不敢提，万一上面不高兴，反都不给平怎么办？

遐：读了你上面的故事，很凄惨，忍不住想哭。以前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没处说也不敢说。我之所以把林达的文章贴出来，就是想反思历次的政治运动。这种暴力掠夺在革命神圣的名义下获得了正当性，但带来巨大的浩劫。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里还有很多人崇拜革命，崇拜暴力。你还有这样的人和事能写出来吗？我想把它汇集起来，提供给一些做历史记载历史研究的人。

平：跟你聊聊我家吧。昨夜失眠了，有很多事本想忘掉，可怎么也忘不掉。

从来没有抱怨过父亲，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只是命运不济罢了。因为我出生晚，有些事情是我姐姐告诉我的，有些是我自己的感受，可能稍有偏差，请谅解。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后来又生了一场大病。母亲变卖陪嫁首饰，终于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随后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工作，在上海一家纱厂。不久，他接到同学来信，邀请他去大生一厂，那边工资高福利好。父亲心动了，大概在1947年左右到了N市。随后我母亲带孩子也过去了，在N市安了家。我父亲不善交际，也很老实，在那边结识了一个人，姓姜还是蒋，填写了一张表，是加入三青团的。噩梦从此开始，据说上面委任他为小队长，但他其实从来没有活动过。父亲是搞技术的，不过问政治。

解放后，所有在伪政权里做事的都要主动去登记，之后定罪为“历史反革命”。父亲是搞纺织厂水暖通风的，是厂里这方面的元老，这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什么事他都身先士卒，经常下深井，患上了关节炎，在厂里口碑也不错，老工人都跟我说：你父亲是个好人，老实人。

文革开始时，工厂没多大动静。在67年底还是68年初，某一天父亲没有回家，同时一张大字报贴在家里大门上。因为出身地主，同一弄堂的小姐妹们不和我们玩了，一时间我们成了另类。不管刮风下雨，门都是开的，那张大字报也不敢碰，弄坏了可是罪加一等。直到我和哥哥去插队时，父亲也没被放出来。关押时批斗是经常性的，挂个大牌子，低头站在台上，真正的老工人不管这事，也不动手打人。倒是带手把手教出来的技术员在背后捅刀子。父亲心知肚明，但绝口不提。最难堪的是去打饭，两个人脖子上挂个大牌子，要去大食堂给被关的几十号人打饭，放出来后父亲从此不肯踏入食堂半步。几年以后，父亲说，多少次想一死了之，但又不能死，死了便是畏罪自杀，罪加一等，老婆孩子怎么活？

父亲从科室下放到车间劳动，重体力活，三班倒，五十几岁的人，浑身病，没办法，咬紧牙关，熬！几次晕倒送医院，还好厂医是老同事，看在昔日的脸面上，有时給点病假，工人老大哥也时不时帮点忙。熬过几年，调到车间加工点管理工具，又过一段时间回到原科室。退休后五厂聘请，重新干老行当。加入科技工作者协会、纺织工程协会，总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是喜？是悲？

遐：这几年我自己的认识有了提高，反思革命，才认识到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和残酷。过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而且也不会去想。那时从没有过替别人想想的角度，从来都天然认为革命伟大。到后来大了，回想起初中对白XX的态度不好，那时逼迫同学下乡，白XX结婚了不去下乡，我们就鄙视她。现在想来非常内疚，后来全班同学聚会时，白XX明显地和大家疏远，当时我其实心里挺难受的，感觉那时侯伤害了她，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现在想来，我们姐妹三个没一个下乡，都去当兵了，是货真价实的利用特权逃避下乡，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但那时我不这么想，还认为当兵光荣呢。这些年来一点点地反思检讨自己，感觉到以前有很多错误的东西，现在需要一点点清理掉。

平：我父亲工资挺高，母亲持家有方，不愁吃穿。子女学习成绩都很好，整面墙壁上都是奖状。上初中第一次填表，有一栏为“政治面貌”，我不知道怎么填，母亲教我在父亲一栏里填写“清楚”，别人的都填“清白”，我知道有区别，但母亲不说，我也没问。后来姐姐放假回来，说起入团的话题，她嘱咐我不要打入团报告：我家的是入不了团的，哪怕你再优秀。我的心顿时凉了。

看着同学们积极求进步，心里的滋味不好受，遇到这种话题，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从心里羡慕出身好的同学。1966年的暑假，小学时的几个同学到附近农村学农，很快农村也闹革命，那些青年冲进地主、富农家，打烂人家的坛坛罐罐，撕碎人家的衣服布匹。当时我也跟着进去，看那老夫妻惊恐无助的样子，心中不忍，当晚离开那儿回家了。到学校一看，天下大乱，至今还记得张XX老师跪在条凳上涕泪交流的样子。在学校昏天黑地地混了一阵，武斗开始了，不时传来XX被抓了，XX自杀，小地方，这些人都认识。

遐：你写得实在太感人了，我真想悄悄地发到我北京朋友的圈里，好吗？让那些在高官大院里长大的人看看，他们从来就没有平民百姓的生活体会，更体会不了因家庭成分、因莫须有的政治帽子而被歧视，在政治阴影下担惊受怕生存的同龄人的内心。

平：好的。不过别透露我的真名。

遐：放心，我帮你取个昵称就好。你的文字非常好，我读了感触颇多。

平：父亲被关押在厂里，家里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哭泣，没有埋怨，日子照常过下去，只不过奶奶不再拿着放大镜看报，呆呆地坐着，不再喋喋不休。母亲仍旧做着家务，义务为居委管理着互助储金帐户，为一些有困难来求助的人帮忙。我们心里明白，挨打批斗免不了，但不会送命，父亲是老好人，从不得罪人，与世无争，不会有人下毒手，普通工人大多满善良的。不久，姐姐回校，毕业分配到贵阳，二哥插队去启东。在同学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报名去了启东。上学是无望的，我不想让同学知晓这一切，我有我的自尊，可怜的一点点自尊。

哥哥姐姐都走了，家中留下上小学的小弟、母亲和奶奶。对面楼的邻居家在一个夜晚被抄，一片狼藉，母亲事后对我说，假如抄家，倒不如一根绳吊死算了。母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至于为什么没抄，一个原因是我家从不张扬、人缘好，还有就是母亲和居委干部关系极好。奶奶病了，老家乡下来人，要抓老太太回乡批斗。在居委的帮助下，最终同意在居委开批斗会。神智不清的老太太拄着拐棍，由人扶着站在台上，母亲代为念认罪书。没过几个月，奶奶去世，父亲已经放回，得以给她送终。

遐：没想到你们家遭遇了这些，文革真是所有人的劫难。迄今为止我们说反思文革，说得热闹，但大多数都是那时的红卫兵，自己没有受到过“犹太人”遭遇，甚至没想到有中国特色的“犹太人”群体。并且，反思文革尽管也说到人的遭遇，但多数都在说名人官员，何曾说过归入黑四类黑五类黑七类臭老九的普通人的遭遇？没有。因为他们是芸芸众生，是沉默的羔羊。50年了，这个群体默默忍受，默默地自我舔抚内心的伤口，尽管他们中有不少人的物质条件大大改变了，但心头的伤口依旧在流血流泪。这是中国社会隐藏最深的伤口，伤口的愈合，需要复苏人性，确立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意识，并使之成为国家和全社会的的基本价值底线，否则所谓的“政治正确”还会以“民主”、“法律”的名义，继续行反人性反人类的集体罪恶。所以，我感到，反思文革离不开中国特色“犹太人”群体的发声。

平：那天，我系着围裙在摘棉花。棉花大多都已摘好交库，只剩下枝头上稀稀落落的几朵。活不重，心不宁，眼皮跳个不停，似乎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至今都记得那种感觉。邮递员把一封信交给我，是母亲写的。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晚期的，本地医院无法治，建议找关系去上海。走了一小时的路，顺利请到了假，第二天回了家。再返队时已是几个月后，打开门，我惊呆了，被子、衣服和一些杂物堆在屋子中央，上面倒扣着木盒，看得出火烧过的痕迹，窗户开着，玻璃没了。在田里干活的老乡都涌过来，七嘴八舌的。隔壁传来一阵吵闹，大家又一窝蜂地走了。原来，隔壁那女人疯了，发作起来拿着菜刀追人。那火就是她放的，幸好没烧起来。说来也可怜，他们是渔民，不知为什么“送”他们来种田。俩口子四十多，老公哮喘，儿女十岁多。身体差，农活不会干，哪里挣得到工分？压力大，老婆脾气暴，哪想到就疯了呢。她和我一墙之隔，每天晚上我把门闩上，再用长凳顶住。窗户修好，用一根手臂粗细的长木棍撑牢。枕头边放把菜刀壮胆，疯子的力气很大，我害怕极了。回城十几年，经常做梦还在那儿，心里又急又怕。

75年底，好像是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知青的情况有了改善。公社下达知青回城的指标：25％，很幸运的我拿到这个名额，回家了！

回家工作，稳定下来后婚姻大事提上议程。父亲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必然影响到子女。大哥的婚姻之路坎坷，他像父亲，人老实，话不多，大学毕业分在Y市。介绍的女孩子不少，但当他把父亲的事如实说出，结局都是分手，直到三十几岁才成家。那时我的要求是找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平庸的人。军人不行，政审通不过；积极进步也不行，会影响提拔；出身不好不可以，我不想祸及下一代；差点的也不可以，我看不上。父母总觉得我太挑剔，但有谁知道我真实想法？当然后来时势变了，噩梦总算结束了。

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听到母亲的歌声：北京有个金太阳……唱得很好听，我从来没有听到她唱歌，好奇极了，忍不住问道：“妈，你说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她想都没想，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没有通货膨胀，没有赌博嫖娼，没有土匪，不要跑反。”是的，那时都没有。

父亲退休后，时不时地开个会，去外面参观参观，收获了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很满足。父母的晚年过得很平静，子女们也远离政治，干好了自己的本职。经历了这多么多，我真心希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