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会成为中国父母的标配

腾讯《事实说》栏目组上个月发布的大型中国婚恋调查中，在1万多份单身者的有效问卷中，七成受访者表示曾经被父母催婚催恋爱。我在公号做的一次小规模调查也与此相印证，接受调查的数百读者反馈，被自己父母逼婚过或认为父母以后会逼婚的占了69%，大约七成。

不仅中国，很多国家都有着与中国类似的文化倾向。像在美国电影《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中，对于希腊家庭来说，一个女儿出嫁不是她一个人的婚礼，而是代表着整个家族。在其中一张电影海报中，很形象地展现了这一点。在同一场婚礼中，集体主义文化的新娘，代表着身后的整个家族；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新郎，代表的只是他自己。

如果要进一步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父母热衷于催婚，除了泛泛而谈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分野之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它进行不同的解读。

首先，从人格心理学角度，中国父母根深蒂固地将子女看作是“扩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他们不是把子女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同时，他们不仅将自己的期望，未完成的愿望投射到子女身上，而且也会把自己的不安和恐惧加诸子女。那么，父母对于择偶、婚姻的经验、教训，就有责任反映在子女身上。由此观之，一对中国父母如果不干预子女婚事而令子女在婚姻问题上“走了弯路”，这将是他们作为父母的失职。

接着，从社会学的角度，一个置身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父母，干预子女的婚事根本就是他们的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无论是在亲友圈、同事之间、街坊之间交流，干预子女婚事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而且根本就是“政治正确”的一件事。可以想见，如果一对父母超然地表示从不干预子女的婚事，在很大程度上将使自己成为一个“另类”。因此，本质上或许不是中国的父母想干预子女的婚事，而是自然而然地就习得了干预子女婚事的习俗。

再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大多数传统的中国父母来说，“养儿防老”不仅仅是一个古训，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社会现实。无论城市的工薪阶层的父母，还是农村从事耕织的父母，在无法期望社会养老的情境下，子女孝顺赡养父母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期待的晚年生活图景。因此，催婚并干预子女的婚事，对于在前半生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养育孩子的父母来说，控制子女的婚事不过是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一种尝试。

最后，从政治学角度，许多中国父母对待自己子女的干预和控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体制对待自己的模仿和顺应。特别是城市中的50后甚至60后的大多数父母，在他们年轻时不仅结婚需要开具单位介绍信，离婚时也不是夫妇两个人的事情，而必须先行接受组织上出面调解。不仅如此，体制会强制性地干预他们生育，生几个孩子(通常只能是1个)，什么时候生(得首先取得生育指标并办理“准生证”)，以及如何避孕(育龄妇女上环率成为基层计生部门的考核指标)都成为夫妇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中国父母如何对待子女，不过是他们习惯了的国家体制如何对待他们的翻版，二者有着极为相似的心理权力结构。

在一个家庭中，强势、支配型的母亲+弱势、退缩型的父亲这样的家庭结构，如果养育的是一个女儿，那么女儿将更容易习得母亲强势的特质；如果养育的是一个儿子，那么在支配型母亲的控制下，儿子将很容易成为“妈宝”，成年后也是传说中的“巨婴”。像在我女儿的班上，女生比男生强势几乎是一种普遍的常态。这样的家庭养育的女儿，与相似的家庭养育的儿子婚配，仍然会反映为支配型母亲+退缩型父亲的家庭结构。

由此观之，催婚不仅看起来像是中国父母的特征，甚至会成为中国父母的标配。

(作者系高校心理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