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讲故事|1962年伊塔事件始末：6万多边民逃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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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乐，资深军事刊物作者、电视军事节目评论员，长期关注外国情报机关及情报战。

1962年4、5月间，正当中国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国际环境日渐险恶之际，苏联乘机策动我伊宁、塔城地区大批边民外逃，并在伊宁市制造了“5.29”反革命暴乱事件，又称“伊犁、塔城事件”。

当时的边境标语。

长期以来，苏联利用其在新疆的外交特权和双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培养特殊势力，进行颠覆活动。伊宁、乌鲁木齐两地的苏联领事馆和分布在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则是其进行颠覆活动的大本营。他们以各种方式在我边民中发展“苏侨”，建立情报关系，网罗了一大批反华分子。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报刊、广播、信件等手段，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宣扬苏联体制的优越性，公开号召我边民到苏联去过“幸福生活”。当我国遭遇严重经济困难之后，上述活动更加变本加厉。

事件发生前夕，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的工作人员，到处拢络群众、公开进行煽动。仅塔城一地，在4月5日至9日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就会见我边民1000多人，并公开宣称：“塔城地区的群众，很多是从苏联跑过来的，现在苏联还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公民看待，苏联的大门是为他们敞开的。”为了方便我边民越境，苏联方面还将其边境线上的铁丝网剪开多个口子，作为入苏通道。

4月10日前后，塔城县开始发生少数边民越境逃苏事件，随后的4、5天内，外逃事件达到了高潮，并波及裕民、伊宁、霍城等县。外逃边民成群结队，甚至在基层干部的率领下，带上个人和集体的财产外逃。少数坏分子，还带头抢劫了集体的牲畜和商店的物资，还有的逃走后，又返回继续抢劫。截止4月底，上述三县共逃走5万多人。

当时苏联方面以各种方式在我边民中发展“苏侨”。

外逃一开始，苏联方面就在边境线上架起探照灯，为外逃分子指路，并派出大量汽车到边境迎接。对逃入苏境的人员，则很快加以安置。同时还鼓励外逃分子返回我境内抢劫和煽动扩大外逃，带走的人畜越多、奖励越大，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事态的发展。截止5月底，外逃风潮一直扩大到额敏、托里、沙湾、乌苏、博乐等10多个县，先后有6.1万人逃苏，带走牲畜23万头，荒废土地60余万亩，造成重大损失。

在我边民外逃期间，额敏、伊宁两地波动最大。其中伊宁因为距边境较远，需要乘车前往，加之汽车票供不应求，汽车站就成为了不法分子新的闹事场所。5月29日，不法分子500余人以要求多售车票为名，砸坏站房，并呼喊反动口号，围攻了前来劝解的伊犁州州长。伊犁州党委根据事态发展，派一名书记率农四师部分民兵乘卡车前往现场控制事态，但途中卡车被拦截，武器被抢走，部分民兵当场被打死。

在此过程中，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亲赴现场，接收所抢武器，并指挥下一步行动。在他们的煽动下，不法分子2000余人以要求政府发给他们去苏证明为借口，围攻伊犁州人委和伊犁州党委，打伤卫兵、抢走武器，还劫去了7枚公章和大量机密文件。在不法分子即将冲进伊犁州党委办公楼之际，为保护党政机关和国家机密的安全，在反复劝阻和鸣枪示警均无效的前提下，我警卫部队果断开枪，驱散了不法分子。加之我增援部队行动迅速，事件很快平息。

此后，我国政府取缔了所有的苏侨协会，并迫使苏联关闭了驻乌鲁木齐和伊宁两地的苏联领事馆，彻底清除了近百年来沙俄和苏联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特殊势力，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保卫了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