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扶贫思想探源：农村贫困状况留下刻骨铭心记忆

习近平扶贫思想探源

文/凤凰网主笔 陈芳

“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2015年10月16日，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对着中外嘉宾吐露心声。

十八大后，习近平国内考察第二站选择了贫困革命老区——河北阜平县；此后，三年首次国内考察所到之处都是贫困地区；截至目前12次国内考察与扶贫工作有关；三次考察途中就地召开座谈会：2015年2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6月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座谈会，2016年7月在银川召开东西部协作座谈会；2015年11月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讲“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党中央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不能让一个老区掉队；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加强党的领导，关键靠支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一系列扶贫工作新思想新理念，扶贫工作这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工作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且首次承诺到2020年确保全部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事实上，习近平的诸多扶贫思想，大多在其《摆脱贫困》一书中都能找到源头，这本书记录的是其28年前主政宁德时的一些讲话与思考。

1988年6月至1990年5月，习近平在宁德（又称闽东）地区任地委书记。当时的宁德既是革命老区、又属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海岛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和海防前线等原因，宁德经济起步晚、发展滞后，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1985年，闽东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仅330元，为全国水平的83%，人均纯收入在160元以下、徘徊在温饱线的农村贫困人口就有77.5万人，全市9个县有6个是国家级贫困县。

《摆脱贫困》一书开篇文章《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1988年9月）中，习近平曾专门阐释了宁德脱贫工作的思路：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要扶持乡村集体经济实体，增强脱贫后劲；对于一些因连年病灾造成的特困户，要给予适当的救济，并扶持发展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经营项目；对居住在山高偏远的少数民族——畲族，习近平则提出“民族工作的立足点在于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有可能谈民族的真正平等”。

这些思路大多来自于上任后的一线调查。一到宁德，习近平一头扎下基层，深入全区9个县以及毗邻的浙南，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并由此初步确立了其主政宁德的发展思路。

一、 立足调研 实事求是

古廊桥、流水、人家，青山叠翠，古亭依旧，石头铺成的山道通向山的另一边。“1989年7月19日早晨6点，习近平一行乘坐中巴从寿宁县城出发，大概9点到达平溪乡上屏峰村。再往下走就不通车了，一行人下车步行。正赶上伏天，非常热，一顶草帽一根木杖一条毛巾，15里的山道，整整走了2个小时，到达下党乡下党村”。时任宁德地区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的刘明华指着山道，向凤凰网讲述了当年习近平进下党调研时的情景。

1989年7月，习近平徒步走山路进下党调研

下党乡筹建于1987年，公路不通、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学生与菩萨同堂、念书与念经同声是当时的情景。刘明华说，下党人当时还有三怕，一怕疾病，大病要人抬；二怕挑化肥，一走就是几十公里；三怕养大猪，抬不出去。

1989年6月，时任下党乡党委书记的杨奕周在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放炮”，“对贫困地区，上级要关心要扶贫”。习近平当场跟他约定，一定要去下党一趟。“我们开始心里没底，而且是越级汇报，当时县里财政很紧张，我们是背着县里，多少有些担心。想不到习总书记讲话算数，说到做到，真的来了”。

“地府（当地管地委书记叫地府）来了！”刘明华告诉凤凰网，时任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是解放以后当地民众见到的最大的官。

那次，习近平到下党，带了民政、老区、财政、扶贫、教育、地委办、行署办等18个地直部门负责人，直接在下党村开现场办公会，当场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用于水电公路等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凤凰网主笔在下党村展览室看到了当时办公会的场景：土坯墙上，一张红纸写有“会场”二字，习近平拿着一把扇子、脖子上还挂着一条毛巾，面前放着一顶草帽、一个罐头瓶子样的水杯，各部门负责人坐在长条凳上。

刘明华告诉凤凰网，开完会在廊桥简单用餐、走访贫困户，下午三点离开下党村，从另一头步行爬山往外走，又是20多里地山路，有的路段还要用镰刀割草，壁陡的地方需要徒手攀爬，直到晚上8点才回到县城。

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三进下党时，形容“来这儿的印象异常难忘，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2014年3月，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再次回忆起20多年前的下党之行。

下党之行，只是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调研的一个缩影：

1988年到任宁德不久，习近平同老地委书记到福安市坦洋村，调研乡村集体经济；

同年12月，习近平带着地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同霞浦县领导班子一起接待来访群众，这也是宁德地区第一个下访接待日，为首创。习近平到浙江任省委书记后，这项制度得以延续；

1989年春节和1990年1月，习近平两次到蕉城区九都镇九仙村。该村在1987年曾遭遇百年罕见的泥石流灾害，村民钟郑英在泥石流灾害中失去了10位亲人，习近平了解到她一家四口一年才收10担粮，不够吃，吩咐乡干部给予解决，第二天，5担粮食就送到了她家里；

……

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中，习近平透露，“六月（27日）到闽东上任，七月初至八月初，偕同地区几位领导同志，走了闽东九个县，还顺带走了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

习近平说大家边走边调查、思考、研究，思绪始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

1987年，宁德地区财政总收入刚超过1亿元，在全省九个地市排名老末，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地区的干部总是很低调地坐最后一排。

改变地区的贫困面貌，是宁德地区官员对这位从经济特区厦门过来的新书记的期望，习近平刚到宁德时当地热议三大热门话题：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福温铁路、撤地区建市。省里也有很高的期待，2000年，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专访时透露，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实际情况却是，一方面宁德地区的贫困非一朝一夕造成；另一方面，就在习近平上任后，全国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习近平在上述采访中说。

对于刚来时听到的三大热门话题，习近平有着清醒的判断：像港口、铁路建设这些动辄上亿投资的项目开发，有赖于国家全局性的宏观决策。中心城市的形成，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闽东财政赤字大，靠自身是难以从事耗资巨大的投资项目的。当时国家把治理、整顿作为工作的重点，收缩信贷，抽紧银根，不可能对闽东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通过一个多月的调研，习近平对宁德地区有了清晰的认识，他认为不可好高骛远，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多次谈到“贫困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决定了它的发展变化只能是渐进的过程”。在《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习近平这样写道：“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习近平还指出，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在他看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时隔多年后的2000年，在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习近平说，“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 在习近平看来，宁德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当时闽东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条件，不能一味地谋求超常规发展，而应当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

习近平还首创“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项制度在宁德延续至今。

去往赤溪村的路上，仍可见“四下基层”标语

习近平为何格外重视基层调研？《摆脱贫困》一书收录的1989年1月的一篇文章《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提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这篇文章中,习近平还指出，这些年在一些干部中也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有的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就要求必须走群众路线，就“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疏通和拓宽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习近平认为，干部下基层，不仅可以推动各项工作部署的落实，也可以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转变领导作风，增进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宁德的两年多时间，全区100来个乡镇，习近平跑了80多个，4个不通公路的偏僻乡村走了3个。习近平强调：“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不要‘一窝蜂’似地涌到工作基础好的‘热门’地方去凑热闹，而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和群众中去送温暖、办实事。”

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根据调研，又先后撰写了《提倡“经济大合唱”》、《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困境的突破——贫困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路》等文章，进一步理清了闽东经济发展思路。正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作出的决策，在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看来，习近平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既实事求是，使闽东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又凝聚人心，振奋了士气，使闽东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二、 扶贫先要扶志，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

“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在《弱鸟如何先飞》一文中，习近平在阐述宁德脱贫工作思路时强调，首先要有“先飞”意识，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

长期贫困也导致宁德一些干部民众存在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观念，习近平指出“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当时不少人存在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这样的误区，习近平强调“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要把事事求诸于人转为事事先求诸于己”。

淡化贫困意识还不够，还要增强自信。在《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文中，习近平写道，承认闽东穷，进而穷则思变，知难而进——这种“穷”的压力还是有益的；但他也强调，如果只看到“穷”，很容易失去自信心，因此“在讲‘贫穷’的同时，不要忘记讲闽东的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习近平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老区革命精神是宁德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支柱。

三要自力更生，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宁德畲族人口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且多居住在山高偏远的地方，生活比较贫困，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格外重视畲族经济发展。他强调，支持和帮助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闽东畲族地区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在起步阶段，需要的外力扶持可以多一些，但犹如羊羔断奶一样，这种经济上的扶持只是暂时的，必须逐步增加断奶后的独立生活能力。”

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现实选择》（1989年7月）一文中，习近平再次指出，“从国力、省情来看，闽东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工业的发展，想更多地依赖外来的财力、借助外来的力量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也就是说工业发展要与自我平衡能力相适应”。

四要变劣势为优势。在习近平看来，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在《弱鸟如何先飞》一文中，习近平提出还要有“飞洋过海的艺术”，要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在商品经济中见世面。宁德受制于自身条件，在硬条件上不具备优势，习近平提出可以在简化手续、降低费用、改善服务质量，“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等“软”环境上下功夫。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要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对于一些县、乡的贫困，在当前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习近平指出，不能老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是要积极想方设法，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努力为他们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他还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文明、和睦、和谐、安定，也是实事、好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实事、好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这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关心、解决，也是实事、好事。

扶贫先扶志，直至今日，这种理念在宁德官员及民众中依然有着广泛共识。

宁德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数位村民告诉凤凰网，脱贫更多还要靠自食其力，仅靠帮扶解决不了问题。该村村民年轻的多在外地或附近打工，留守的开个小店，生意勉勉强强，寄希望于村里尽快搞起旅游，让整村村民参与其中并获益。对于扶贫，赤溪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告诉凤凰网，对大家来说，扶贫资金要用在刀刃上，踏踏实实真正做些事，比如做好村里的基础设施、统一做好规划、带动旅游发展，不要把钱花在一两家门店这样的形象工程上。他的观点很快得到另一位返乡村民的认可，“我们要政策，希望公平，并不是要政府给钱，全靠政府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力更生，像习总说的久久为功、自食其力”。

福安市溪尾镇镇长林霁反复向凤凰网强调，扶贫要扶志，政府不能提供保姆和替代式服务，否则容易让民众养成依赖心理。溪尾镇没有什么工业，财力很有限。目前，全镇近2万人，贫困户77户286人，因病致贫、小学文化居多。溪尾镇的脱贫思路一方面是通过给贫困户提供免费苗木加设施补助的方式发展林果业；对溪邳村的江边移民则通过把贫困补助资金注入村里的互助基金会及合作社，予以分红，“不直接给贫困户本人钱，一两千块钱的贫困资金也是杯水车薪，还有可能很快花掉，现在这种模式是细水长流”。

宁德市副市长黄建龙接受凤凰网专访时表示，扶贫开发的“宁德模式”首要内涵就是扶贫先扶志，以“弱鸟先飞”的进取意识抓扶贫，“要扶起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之志，扶起群众的自强之志”。

这种延续还体现在习近平十八大后的历次扶贫工作考察中：“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在河北阜平，无论是贫瘠的荒山还是县城的巨幅广告牌，都能看到这句话，这是习近平2012年年底在该县考察时提出的；“乡亲们要发扬自强自立精神，找准发展路子、苦干实干，早日改变贫困面貌”，2013年2月，习近平考察甘肃定西、临夏贫困地区如是鼓励村民；“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2013年11月，习近平考察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时再次强调类似观点。

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习近平阐释书名的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改革和开放

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1992年在为《摆脱贫困》一书所作序言中有两句评价：“这些文章反映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近平同志针对宁德比较贫困的特点，一再强调要大胆改革和开放”。

1987年10月底，中共十三大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然而1988年中国“价格闯关”失败，经济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国外质疑“中国还能否继续改革开放”。1989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国际上又接连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一部分人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道路；党内也一度出现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姓“资”姓“社”之争。也是在此背景下有了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重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强调一百年不动摇。

这样的大背景下，如项南所说，“有相当一段时间并非如此，有些人总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在当时能坚持做到“以经济建设为重”并不容易。

习近平在宁德地区首先澄清官员的模糊认识，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是不断增强干部的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和商品观念；具体路子则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习近平特别强调商品经济建设观念，不能搞“政治、经济”两张皮。他提出搞“经济大合唱”，并强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主旋律，从来没有不朝思暮想经济建设而能搞好经济建设的”。

在《经济“大合唱”》（1988年9月）中，习近平提到在闽东一个乡搞调查时，看到乡政府的墙壁上挂了不少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可惜都不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习近平毫不客气指出，“挂了那么多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说得客气些，有苦劳，没有功劳。干工作，主次不分，不抓住根本，那就是‘瞎忙乎’”。习近平主张，集中各方面力量，围绕着经济工作这个主旋律，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来个‘经济大合唱’，而不可另立第二个中心，更不能搞多中心。

在《为官一场造福一方》（1989年1月）一文中，习近平提出，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解决“桥”与“路”的问题。“桥”，即搭桥，为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架设桥梁。他特别强调，“应注意解决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模糊认识，摆正一些关系”，比如，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整、改”方针，不少人认为是建设、改革要收了，要停了。习近平指出，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创造必要条件。他要求宁德地区领导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结合本地实情，“有乱治乱，有热消热，有冷加温，做到有保有压，有促有控，以推动经济健康稳步发展”。至于“路”，就是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习近平强调，“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作为老、少、边、岛、贫困山区的闽东地区要从现实出发，发挥沿海优势，抓住机遇，组织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

四、因地制宜发展促脱贫 

下党村。今天宁德市早已摆脱当年排名老末的位置，大多地方还保住了青山绿水。

厘清认识明确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具体到宁德地区的发展路子，习近平提出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抓住带头人，抓好乡村集体经济，同时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开发。

发展大农业。习近平1988年9月在完成对宁德九县调查后就指出，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要抓大农业，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1990年，习近平又专门阐述《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提出闽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就必须走一条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符合商品经济的大农业路子。这条路子具体怎么走？

针对闽东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发展缓慢、财力弱资金少的现实，习近平提出首先要稳粮食生产，并适当扩大商品粮基地。宁德当时的情况是所属的9个县，有6个县被省里列为贫困县，51个乡（镇）定为贫困乡，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过着“吃粮靠返销”的日子。

其次，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稳定基础上适当调整。习近平根据调研，在1990年就敏锐指出“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小生产模式不利于耕种管理，农民短期行为比较严重等”。因此，他提出要摆正“统”与“分”的关系，分就是以家庭为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性；统就是以基层农村组织为依托，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还强调讲“统”还是讲“分”，都不是重新束缚生产力，而是要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不是收回农民的自主权，而是使农民更有效地行使自主权。

工业上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关系。在《弱鸟如何先飞》一文中，习近平提出，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要抓住时机上项目；没有好效益的，一个项目也不能上，特别要注意绝不能为了出政绩而盲目上项目。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中，习近平再一次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一方面是为了遏制不适宜的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闽东现实的思考，闽东基础薄弱，经不起折腾。在《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一文中，习近平指出，闽东的工业要处理好资源开发与行业结构的关系，着眼于本地资源的加工利用，发展产品适销对路、本地又有相当生产优势的工业，不能搞“无米之炊”。

少数民族地区要走开放的路子。宁德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畲族当时有十几万，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专门收录了两篇习近平谈少数民族发展的文章。《畲族经济要更开放些》提到，畲族经济要发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走开放的道子，要树立商品经济观念、进行符合市场需要的经济综合开发。在《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1989年6月)一文中，习近平强调，畲族地区在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要引导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摆脱封闭、单一的自然经济状态，向商品经济发展，扶持兴办乡、村两级经济实体，提倡科技扶贫，抓好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增强民族地区经济的“造血功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根据民族的特点建立自己的“种、养、加”的中短期相结合的经济模式；走一条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双向开放”和资源市场“双向开发”的道路。

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一文中，习近平发展闽东经济的理念更为系统：

要处理好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关系，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更易出现急于求成的倾向。工作的着眼点只能放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远期目标只能脚踏实地地逐步实现。

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搞一刀切，在措施的推行中要注重沿海与山区的差异和协作，走差异化布局，要把投入产出系数的高低作为决定投资数量、方向的基本依据，实施投资倾斜政策。理由很明显，其一，投资不是“救济”，不是越穷，投资的比重就要越大；其二，在一定时期内，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投资的产出就会越快、越多。

处理好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关系，闽东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和扶贫的政策双管齐下，闽东的开放和扶贫工作应具有自身的特色。第一，不要盲目照搬特区的做法，远离老城区搞孤立的开发区，只能依托现有的城镇，也就是说，只能走内涵式开发区的路子。

扶贫资金不搞撒胡椒粉，要集中90%上的扶贫资金用于县、乡、村级经济实体，增强实体的造血功能，要优先支持亿元乡镇、科技示范乡镇、星火计划、副食品供应和出口创汇商品基地，努力地创建经济小开发区，把扶贫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

五、壮大集体经济力量

1990年，在农村调查的习近平，感到既欣喜又担忧，“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他强调，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

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这篇讲话中，习近平还详细列举了他掌握的当时宁德地区集体经济情况：全区120个乡镇中，年有资金30万元以上的只有20个，占17%；10万元至30万元的有73个，占61%；10万元以下的有27个，占22%。在全区2083个行政村中，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在5万元以上的只有105个，占5%；2万元至5万元的只有217个，占10%；2万元以下的村却有1761个，占85%。约有一半以上的行政村连正常的财政开支都难以维持。

对那些“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些没有关系”的言论，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 在《为官一场造福一方》（1989年1月）一文中，习近平就曾强调，闽东地区摆脱贫困具体措施是一手继续抓千家万户脱贫，一手抓乡镇企业，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

到任宁德不久，习近平便到福安市坦洋村调研，该村老支书刘少如1982年提出办村集体企业——福安坦洋功夫茶叶公司，带领村民致富。“能干好，就是棉被两床，温饱就解决了，不能干好就是稻草当床”，刘少如之子刘智勇告诉凤凰网，父亲当时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创业”的。刘智勇透露，习近平欣赏他父亲，形容他父亲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并称“他不是官多大，就是一个村干，一个农民，敢于担当，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在抓集体经济工作中，习近平对刘少如这样走在改革前头的致富带头人很是看重。据时任宁德地委委员赵文法发表在2014年第3期《海峡通讯》上的文章透露：1989年2月，在习近平亲自指导下，宁德地委邀请八位在改革开放中带头致富、不忘扶贫的农村基层干部、民兵骨干和党员到地委机关给干部作形势教育报告。这些典型人物，不少就是习近平在“四下基层”中发现、挖掘和推广的。其中就有坦洋村的刘少如，还有“三灾六难压不倒，乐于帮人有道德”的柘荣县五蒲村党支部书记郑帮德；有绿化荒山、造林千亩的耕山大户——周宁县后洋村农民党员黄振芳；有身残志不残，开办食用菌公司脱贫的屏南县残疾农民杨声球等人，都是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农民代表。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并一一作了有针对性的点评。

在习近平看来，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集体经济实力还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事实上早在1989年12月《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讲话中，习近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脱贫致富的主导力量，“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力量，以不断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

但习近平也强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一句话，靠发展生产来增加积累，而不是靠削弱家庭经济来增大集体实力”。

六、 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

有了明确的工作方针、政策之后，如果没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在《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1990年1月）一文中，习近平开宗明义指出，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

针对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见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现象”，习近平指出，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党组织在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没有坚持“两手抓”，在政治与经济工作中存在“两张皮”，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党的建设，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农村党员得不到应有的思想教育；二是有些农村党员干部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认为“包产到了户，不要党支部”，有些农村党员用金钱代替宗旨，用实惠代替理想，放弃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习近平指出，改革以后，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户农民吸引到一起，发展商品生产。讲凝聚力，必须讲核心，“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如何建设好农村党支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提出要明确指导思想，摆好位置，纯洁队伍，改进工作方法。

指导思想上，党组织必须建设成为带领农民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的坚强核心，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实践中得出共识：“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

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在农村村一级，有党支部、村委会、团支部、妇代会、民兵组织、村合作经济组织等各种组织，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其中党支部是领导核心，这一格局只能坚持和完善，不能动摇或削弱。习近平指出，农村改革越深化，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越要强化；脱贫越深入，农村第一线党组织的力量越要增强。

纯洁队伍，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没有一个过得硬的党组织，要想发挥核心作用，领导广大农民去战斗，那是不可想象的”。习近平提出，首先要抓好党支部成员的选拔和考评，要尽量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性强、有事业心、能吃苦耐劳和有奉献精神、为人正直公道的优秀党员选拔到党支部中来，特别强调要选好党支部书记，习近平那时就提出乡镇和企业党员干部也可以去兼任挂职（第一书记）；其次，要提高党员的素质，一是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上适应不适应，二是从事商品生产的能力适应不适应，“搞商品生产，办集体企业，带头脱贫致富，都要求党员要有本事。‘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容不得半点的走江湖”。

从实际出发，改进工作方法。习近平指出，新的历史时期，在农村，由“一大二公”的体制变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面从原来的几个生产单位扩大到千家万户；由自然经济生产转变到商品经济生产，许多经济规律都是新课题；由“大锅饭”的三级经济核算转变为一家一户的家庭经济核算，利益机制直接对个人起作用。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还是习惯于过去‘台上讲，台下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应当是深入家家户户，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农民的心坎上；我们不能还是等着汇报工作，发出指示，而应当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我们不能还是想依靠什么行政力量来管住农民，而是应当通过为农民办实事，密切党群关系来使广大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对党的建设，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党员干部既要“廉”，又要“勤”。习近平曾在不同文章中强调，“对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单是廉政还不够，还要有政绩，要能改变当地面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

七、 个人抱负与时代要求 

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宁德地委办公楼，其办公室不足十平米。

能让习近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关注扶贫的，是其基于亲身经历深深埋藏的个人抱负。

“插队的经历，让我对贫困群众有天然的感情，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心里更惦念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 2014年3月7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披露他个人的扶贫情结。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再次吐露心声。他接着讲到，“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发表该演讲时，习近平已经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先后在延安召开了革命老区扶贫座谈会，在贵州召开了部分省区市扶贫工作座谈会，还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对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全面部署。此后不久，又召开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至此，脱贫攻坚已经上升到十三五时期最繁重的一项任务，扶贫开发也自1986年以来上升到前所未有高度，并第一次明确承诺到2020年确保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除了习近平的个人抱负，还是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要求。

早在十八大后国内第二次考察中，习近平就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2015年6月18日，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时， 习近平强调，“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因此，“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今年7月20日，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一次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由此可见，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共的必然使命。从这个意义讲，习近平今天强力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与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亦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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