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郭沫若两爱子被害身亡 他做何事表达悲痛

核心提示：从此刻起，他开始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抄写爱子郭世英的日记，一共抄了八大册，直到去世，都置于案头。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拳拳之心，蕴含着怎样巨大的悲痛呵！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全民族的悲剧。

郭沫若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雷颐，原题为：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是给统治者随意杀人做辩护？节选

不幸的是，主张为曹操翻案、颂扬曹操专断的史学家，几年后却未能在“文革”狂暴的迫害中幸免。“文革”一开始，翦伯赞就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揪出，受尽凌辱之后，夫妻双双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郭沫若也受到外人不知的巨大压力，被迫宣布应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统统烧掉。但对他来说，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来。

1967年，他的第九个孩子郭民英自杀身亡。出生于1944年的郭民英于196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为了学习曾将当时极为罕见的录音机带到宿舍。此时已经开始“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一个同学便写信给毛泽东，告发说这是“精神贵族”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这封信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4年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79期上。毛泽东早就认为文艺界问题严重，在1963年12月曾严厉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他对此信作出了批示，赞同写信者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此事给郭民英，也给郭沫若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后郭民英学习一直不顺，第二年便从音乐学院退学。郭沫若将他送入解放军，希望他在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中改造、锻炼。但“文革”开始后，性格孤傲，也就是类似于郭沫若说孔融性格的“乖僻”的郭民英更为这“时代氛围”所不容，终于自杀身亡。

就在第二年，即1968年，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也不幸被迫害身亡。出生于1942年的郭世英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好学深思的郭世英绝不趋时从众，他和几个同样喜欢独立思考的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对当时被视为绝对正确、丝毫不能怀疑的一些思想禁区进行思考、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怎样看待“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些探讨在当时不仅是与“法令相抵触”的，更是“大逆不道”的。他们的探索很快为公安保卫部门所侦破。1963年夏，郭世英的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由周恩来出面过问后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名，下放到河南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5年秋，郭世英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农业。1968年春，“文革”按照“最高指示”的“伟大战略部署”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有如此“前科”的郭世英自然要被“清理”。4月19日，他被北京农大的红卫兵关押，26日便被残酷迫害致死。

一位古稀老人，一年之内痛失两个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打击吗？锥心之痛岂可言说！此时，悲痛万分的郭沫若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孔融因性格“乖僻”就应当被杀的评说？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曹操那种“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的辩解？……当然，人们无从知道这位老人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但从此刻起，他开始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抄写爱子郭世英的日记，一共抄了八大册，直到去世，都置于案头。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拳拳之心，蕴含着怎样巨大的悲痛呵！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全民族的悲剧，因此更应反思。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大文人，为统治者随意杀人作这般辩护时竟如此“自然而然”，足以说明这种“辩护”已是主导性话语，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后来“文革”的劫难就很难避免了。

历史剧于郭氏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当年的《屈原》是反专制之作，而此时的“蔡文姬”则为“曹操”歌功颂德，并为自己曾有过的“个人主义”向“曹操”忏悔。为曹操翻案的复杂、深刻的背景，值得分析之处有很多很多：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本应是“学术”问题，但曹操的历史定位为何有如此直接、复杂的政治因素？当与法令“相抵触”甚至性格“相当乖僻”都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包括辩护者在内的个人的基本权利还有何保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为曹操、殷纣王、秦始皇的“翻案”，与后来政治形势一直恶性发展到“文革”的程度有怎样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在均应引起深思，这样，历史才不会“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