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未听中共中央指挥导致遭遇皖南事变

核心提示：1941年1月，针对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未听中央指挥、遭遇皖南事变之事实，中央做出《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强调“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失败的”。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李金铮，原题：李金铮：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的关系

本文作者李金铮，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原标题《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就抗日根据地内部而言，同样存在着诸多层面的“关系”，譬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应当说，在一些个案研究中，这些“关系”都曾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但还有一个“关系”，却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之为“央地”关系。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就此略谈一点想法。学界之所以对根据地的“央地”关系有所忽略，大概与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识有关，即：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是指挥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无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说，这一认识有一部分道理。共产党自从建立根据地以来，无论是苏区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政权所施行的都是比较单一的集权制，而非地方分权模式。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对地方拥有巨大的权威，地方没有太多的自主性，这恰恰使得共产党能够完成其他政党政权往往不能完成的口标。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政权与中国传统历史的一统集权制有显著的区别，它是一个在“正统”政权统治之下的“割据”性政权。也正因为此，中共政权被称为“局部执政”。抗战时期，中共特别提倡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恐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说，中共中央政权是一种割据性存在，那么它下面的地方根据地就更非铁板一块了。在交通工具落后、敌人封锁严密的恶劣环境下，中央不可能对地方根据地实行完全的控制，这就为地方的独立性、自主性提供了空间，但随之也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所谓单一集权制的力量。

在苏区时期，中共与国民政府完全对立，建有独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其行政机构，而到抗战时期，在国共合作和承认国民政府领导的情况下，中共除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外，并未建立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这似乎是一个以往极少注意的现象。陕甘宁边区政府虽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地方政权。尽管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主要是由中共领导干部担任的，但与中央行政机构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它不可能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对地方根据地发号施令。也正因为此，中共中央对地方根据地的政务，主要是负政策指导之责，地方根据地具有较多的自主性，二者之间并非完全步调一致，而是具有统一与分散的对立统一性。

地方根据地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以财政税收为例，中共中央更多是从原则上强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策略，而财政收支的具体解决则各有办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构的财政，主要是依靠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国民政府)解决的，而与地方根据地无关。相反，地方根据地的财政，则对中央也无财政责任，主要是自行决策、自行收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1940年、1941年，当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由过去的合理负担政策转行统一累进税时，晋绥边区、山东根据地仍然实行合理负担政策。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期间则一直征收救国公粮，1942年又增加了一种农业统一累进税。这表明，不同根据地具有财政税收上的独立性。

金融更是如此。中央没有设立央行，只是强调尽量减少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则，而地方根据地则不仅设立了自己的银行，还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10月就成立了边区银行，但并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而是仍以国民政府法币为市场流通的主币。只是由于辅币缺乏，第二年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代价券。直到1941年1月，才发行边币，禁止法币的使用。晋察冀边区则不同，1938年3月边区银行一成立，就马上发行边币，而且在三个月后颁布了禁止法币的法令。山东根据地于1938年8月成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但与法币同时流通，直到1942年初才禁止使用法币。晋冀鲁豫边区于1939年10月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也与法币同时流通，但到翌年7月就禁止法币使用了。以上事实，如果在一个统一的集权体制之下，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