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达成停火，拉美游击战再退潮

原标题：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达成停火，拉美游击战再退潮

6月23日，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中）的见证下，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左）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指挥官蒂莫莱翁·希门尼斯（右）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交换最终和平协议。 视觉中国 图

据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teleSUR）报道，6月23日，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境内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签订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啸聚山林近半个世纪、人数最多曾达两万人的FARC将在6个月内放下武器，并将武器交给联合国观察员。这标志着曾造成22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哥伦比亚内战正式结束。哥伦比亚也成为拉丁美洲最后一个实现国内和平的国家。

报道称，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FARC最高司令官提莫良·希门内斯分别代表哥伦比亚政府和FARC在协议上签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智利总统巴切莱特等政要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之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潘基文表示：“哥伦比亚政府和FARC向世界彰显了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此前，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也表示：“和平不仅是哥伦比亚的胜利，也是整个拉丁美洲的胜利。”

然而，对曾经叱咤一时的拉美游击革命浪潮而言，这一结果却显得有些沧桑。

当地时间1999年1月9日，哥伦比亚卡克塔省，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左翼部队在侦察巡逻。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游击战争曾是拉美各国“关键词”

上海社科院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家哲对澎湃新闻介绍道：“自从196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拉丁美洲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都掀起了武装革命的浪潮。”而游击队则是这些革命者在面对强大敌人时所采取的最常见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地区，革命者们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在城市化率较高的智利和阿根廷，革命者们则组建了城市游击队，在街道和楼房之间进行游击战争；而在多山的中美洲，革命者们用山脉作掩护，在农村与政府周旋战斗，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就曾经参加过玻利维亚的山区游击队，并最终在游击战争中牺牲。

哥伦比亚的情况基本属于后一种。贯穿南北的安第斯山脉使得哥伦比亚国土内有了大量高海拔的山区，甚至其首都波哥大也建立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而在山区生活的一般都是以农业为生的美洲原住民，这些人一方面受到落后农业技术的限制，经常衣食无着，甚至不得不靠种植毒品度日；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来自政府和富人的压迫，不仅与沿海和平原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就连山间少有的可耕作土地也基本被少数地主所垄断。

“其实哥伦比亚并不算穷国，其GDP总量在拉美各国中可以排上前五，甚至比相邻的石油大国委内瑞拉还要富有，但山区和原住民人民受到统治者的压迫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张家哲说。

英国广播公司也承认，哥伦比亚“在历史上就长期遭受极高程度的社会不公之苦”，而且政府曾经“对一切被视为颠覆行为的行动都予以强力镇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游击战争的浪潮席卷了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不过，时过境迁，革命浪潮的退去却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哥伦比亚波哥大，当日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古巴签署停火协议，民众走上街头庆祝。 视觉中国 图

内外交困，革命退潮

张家哲表示，在冷战时期，为了和美国争夺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以苏联和古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向拉美各国的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支持。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苏联宣布全面退出南美事务，游击队的日子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但与此同时，美国对拉美各国政府的援助却不断增强，不仅援助武器装备，并且接受各国政府军在美国受训。这最终导致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浪潮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退潮。中美洲的游击队纷纷接受政府“招安”，或是解甲归田，或是被吸纳进主流政治体系中；而南美洲的城市游击队则基本在政府的大力打击下销声匿迹。

但哥伦比亚由于山区多，政府军“清剿”步骤比其他国家相对缓慢，再加上邻国委内瑞拉于1999年开启了左翼政治议程，对哥伦比亚的游击队提供支持。因此他们得以长期活跃。

然而，随着查韦斯去世和国际油价长期低迷，委内瑞拉国内的经济问题变得异常严重。甚至曾有媒体报道称委内瑞拉连纸尿裤和卫生纸都需要进口。在这种情况下，现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不仅不能像“革命先驱”查韦斯一样资助哥伦比亚游击队，还需要与哥伦比亚这个经济发展较好的邻居之间缓和关系，以获得来自哥伦比亚的出口和援助。

此外，张家哲也指出，越来越多的拉美政府意识到，要想彻底解决国内的游击战问题，必须依靠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让更多普通人从发展中受益。比如哥伦比亚近些年就在经济发展中给予了安第斯山间的土著居民以额外关注，这也导致游击战争的群众基础愈加薄弱，使其更加倾向于接受和平方案。

“光靠‘枪杆子’解决问题，代价太大了。”张家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