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国没有女性车厢，女性乘车却最安全

第747期

【导语】

近日，一篇《6.15在仙二遇到变态》的日志在空间、朋友圈和南京大学校内论坛等平台上热传。该日志的作者称在教学楼午休时，醒来发现裙摆上一大片精斑。原来有人对着她自慰，还将精液射到她身上……而校方表示，整个四楼的监控都坏了。

性骚扰案件在南京大学已不鲜见，偷拍、露阴等变态行为频繁爆出。今年4月，有女生遭遇变态男子抓住脚踝。保卫处两次发文提醒，“校园惊现揉脚变态！广大同学注意！”、“变态男近日多次出现，各位同学需警惕。”6月11日，一女研究生在图书馆三楼休息去熟睡时遭人用剪刀将胸脯处衣服剪出两个大洞。

6月15日，南京大学一女生在教学楼午休时，醒来发现裙摆上一大片精斑。

管理者的不作为，助长了校园性骚扰者的气焰

不仅是南京大学，女性受到骚扰的事件在全国的高校都很常见。《中国妇女报》曾报道，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

南方周末采访到全国高校的女生，她们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在北京林业大学良乡校区。前几天，在博雅前的小路上，一个陌生男子差点把我拉进小树林里。我大声喊救命，吓得大哭”；“我在中国矿业大学，我和一群女生吃完饭回校，有个大叔在校门口把我们叫住，还以为是问路的，结果露出下体。女生们吓得跑掉了，那人骑着摩托车满意地离去”；“我在暨南大学，看到有男生鬼鬼祟祟，反复进出某间女生宿舍的铁门。我走过去，他立即逃走，他是要偷看女生洗澡”。

“轻的有露阴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奸杀。学校的处理一般都是维稳，不让受害者声张。” 女权主义者肖美丽认为，高校的性骚扰很严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学校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空间，相对来说更容易建立一套防控、监督机制。比如在安保方面，应该投入更多的安保力量，加强对校园的巡逻监督，规范对进出校人员的管理；在心理教育方面，应该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普及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辅导等方式及时纠正存在的性变态、扭曲的心理；事件发生后，也应该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和反馈渠道，鼓励受害者揭发检举受侵害的行为……

但是频发的变态骚扰案件并没有让学校管理者真正重视起来，反而把它视为“家丑”，不作为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庇护了各类变态行为的滋长。这次南大变态案发生后，一名网友评论道：“学校里有变态，不是学校的责任。学校里的变态如此猖獗，三番两次的作奸犯科，这就是学校的责任。”

2012年，上海地铁二运的一条官方微博呼吁着装暴露女性自重，以防止性骚扰。随后，该条微博引起诸多网友非议，甚至有年轻女子在地铁二号线手持上书“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彩板表示不满。

社会上性骚扰更严重，法律却不能有效保护女性

出了校园，社会上的性骚扰事件更加多，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合等地方，对女性袭胸、摸大腿、掀裙子等行为屡见不鲜。这类事件要防治、管理起来更加困难。

“性骚扰”这一概念产生于上世纪中期的美国。它的定义在各国都不一样，大多数西方国家把它界定在有上下和强弱关系的环境中，比如上级对下级，教师对学生的骚扰。但在东亚，由于传统文化和现实状况等等原因，范围会宽泛得多。

在中国古代，性骚扰被称为“非礼”，1979年的《刑法》把它归在了“流氓罪”下面。但是1997年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等罪名后，对女性在公共场合和其他隐蔽场合的骚扰言行反而没有了法律规范。

上世纪末“性骚扰”概念传入中国时，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琼斯诉克林顿骚扰一案，成为中国人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据《中国妇女报》2000年的报道，当时在公众心目中，性骚扰是“大惊小怪、是某些女性的过敏反应、是不检点作风开放的女性自取其辱、缺乏幽默感”等等。

2001年，中国出现了第一起性骚扰案件，西安童女士起诉男性上司性骚扰，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大众开始意识到，性骚扰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直以来，社会上对性骚扰的受害者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被侵犯，你肯定有问题”。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是对受骚扰的女孩提出自我反省的要求。2012年，上海地铁二运的一条官方微博呼吁着装暴露女性自重，以防止性骚扰。根据中国新闻网的一项近10 万人参与的网上调查，超过80%的参与者认为性骚扰频发与女子穿着暴露有必然联系，仅有不到14%的参与者认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在这种观念认知下，大多数被性骚扰的女性只是怒目而视，“低调处理”或者“忍气吞声”。2013年，在华南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中，有30名女生遭受过性骚扰，但是当问及是否愿意为了改变现状公开说明自己遇到的性骚扰时，那30个女生全都拒绝了。在这个环境下，公开自己受性骚扰而带来的伤害，要比性骚扰本身带来的伤害大得多。

同时，中国的法律对于女性的保护还不够。尽管2005年已有了关于性骚扰的立法，但是并没有对“性骚扰”明确定义，也欠缺操作性。即便是有监控视频，也不会有专人凭借视频来甄别骚扰行为并付诸法律手段，监督往往依赖网友现场拍摄或部分乘客见义勇为。就算是一些受害者能够把骚扰者抓获，往往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即使有了足够证据，对骚扰者的处罚力度也非常有限，大多只能行政拘留几天了事。

日本女性在“女性专属车厢”的站台前候车

日本设立“女性专属车厢”防电车痴汉，治标不治本

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很多国家在公共交通中都设立了女性专属车厢。包括墨西哥、日本、印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尼珀尔等，中国每年的两会期间也会有人提出这一举措。今年4月份，郑州的公交车系统也推出了夏季女性专车，每天早、晚高峰，分别发一趟女性专车。

女性专属车厢并不是新鲜事物，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就曾经出现过。原因在于大量的性骚扰事件的出现，很多妇女受伤严重甚至死亡，却得不到救助。但是女性车厢却并不总是受女性欢迎的。1888年，英国西部列车公司1060个女性专属车位只有248个订出去了，与此同时5141名女性坐吸烟车厢出行。很多公司都因为女性专属车厢不受欢迎而取消了。同时这一举动也惹恼了男乘客，在男性费力地挤进拥挤的车厢时，女性专属车厢可能是空空如野。1977年英国铁路公司正式废止了存在132年的女性专用车厢。

日本1912年出现过女性专用车厢，但初衷并非是照顾女性，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大多数男性不愿意与女性同乘一车，甚至以此为耻。1947年，日本以“保护人命”的理由设置了女性专用车厢，因为战后日本经济困难，大量女性需要出门工作来维持生活。地铁乘坐人数是比设计的3倍，大量体力差的妇女儿童没法乘坐，还出现了乘车受伤的事件。“保命车厢”在1973年取消。真正因为性骚扰而设立女性专属车厢在2000年，当时日本的“电车痴汉（意即流氓）”猖狂，在地铁上女性大多数都可能会受到性骚扰。女性车厢设立以来，博得了女性社会的赞赏，但是非议之声也一直不断， 2007年8月20日，东京涩谷车站便有“向女性专用车厢宣战”的抗议游行。

2006年6月，台湾设立了女性专属车厢，每日约300班次，车厢外有红底白字告示牌，以提醒男性旅客勿入。但是这一举措只实施了两个多月就成为了历史，8月下旬女性车厢就被取消了。反对者认为，票价都一样，别的车厢挤得要命，女性车厢有空位却不能坐，同时，女性车厢的设立隐含了“男性等于痴汉”的意涵。这一举措还被妇女运动者所反对，女性主义者批评说，未看到台湾30年来在性别平等工作上的进步，是开历史倒车。

设立女性车厢的目的是友善的，但是这一措施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一措施强化了女性脆弱的社会印象，让女性在受害时更加不敢站出来。台湾设立女性车厢的一位反对者说：“隔离的车厢无法壮大女人，它只会标签化女人的准受害位置。⋯⋯鼓励女性（及所有乘客）勇于当场揪出骚扰者，才是对抗车厢或公共场所性骚扰的有效途径。”

郑州906路公交设立的夏季女性专车。

美国人对性骚扰十分敏感，一旦被诉代价惨痛

2014年，在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获评女性乘公交最安全城市。除了归功于地铁中加装的摄像头，还在于美国法律对于女性的保护，让女性在面对骚扰、侵害时敢于站出来。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其中第七章把“性/性别”加入了保护范围。但一直美国的法院都认为这仅含性别意义，不含性能力和性行为等含义，否定了女性可以利用这法规提出性骚扰的诉讼，直到1976年后，性骚扰概念才作为性别歧视的一个法律概念被人们接受。

美国提倡对于被性骚扰者进行心理咨询，在美国大学之中，这种心理咨询是免费提供的。设立专门人员受理性骚扰受害者的心理咨询，解决相关矛盾，惩罚被控诉的员工和教员。

发展到今天，美国人对于性骚扰的意识已经十分敏感，就算是不小心碰到一个同性的屁股，也可能被指控性骚扰。美国的教授不喜欢学生单独去办公室里问问题，即使需要，也得事先预约，而且不管男女，教授总是要把门大敞开。

一旦起诉，将十分严重。据报道，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2006年至2008年期间频繁地遭受到了医院同事的性骚扰。“经常会有人对我动手动脚，要不就是从背后摸我，要不就是随便揽我的腰，甚至还有人强行把我拉近他的大腿处，用下流的语言骚扰我。”她向医院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举报后，反遭到了辞退。2012年，法院最终决定判处医院赔偿安妮1.25亿美元，加上4270万美金作为安妮的失业补偿和精神损失费。作为对比，广州一名女白领受到主管骚扰长达数月，多次向公司投诉未果反被开除，2009年起诉后，获赔3000元。

受害者在受到骚扰和侵害时也敢于指控。哥伦比亚大学女生艾玛·苏尔霍维茨在校时遭到了同学的强暴，但是施暴者被裁定“无罪”，2015年行毕业礼时，她携带床垫上台领取证书，并拒绝与校长握手，以此抗议自己被强奸。今年5月份，耶鲁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涛慕思·博格被自己的学生洛佩兹控告性骚扰，洛佩兹早在2010年就指控博格对其性骚扰，并于2011年正式向耶鲁大学举报。不过2011年耶鲁大学内部判定洛佩兹对博格的“性骚扰指控”并不成立，洛佩兹转而求助于律所与媒体。五年来，她的指控一直没有停息。

2011年6月12日，在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上，数万名妇女举行反对暴力和性骚扰的集会和游行。

女性“骚”不是性骚扰借口，转变观念需整个社会努力

相比工作环境，学校等场所，在公共场合陌生人性骚扰现象更加地普遍。据学者研究，公共场合在中国是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地点，70%的女性受访者受到陌生异性的身体触摸和以性为内容的玩笑辱骂等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有学者指出性骚扰的实质就是男性向女性显示自身对于公共空间的权力。城市中对女性的骚扰如此普遍，在于女性和其他群体，比如残疾人、少数民族等，都处在弱势地位。陌生人对女性的骚扰成为了一件无伤大雅的事情。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男女的社会角色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男性往往是粗犷、主动和侵略性的，而女性则是温柔、被动、顺从的。在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识中，女性必须恪守自己的性别规范，外出时收敛自己，压抑自己，这样才能获得保护。而一个女性被骚扰，往往被认为是自己不规范，是因为自己“发骚”。这也是很多女性遭到骚扰时却不敢对外界说出来的原因。

观念的扭转需要所有人的长期努力。男性不能把性骚扰当成一件大惊小怪、无伤大雅的事情。拥有话语权的明星、社会名人，应当勇于为女性代言，帮助女性站出来；至于女性应该怎样防范性骚扰，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

要防范性骚扰，必须先弄清楚性骚扰的类型，再巧妙应对。

公共场合的性骚扰一般会分为三类：偷鸡摸狗型、浑水摸鱼型和胆大妄为型，这三类的比例大致为70%~80%、不到20%、不到10%。对于前两种性骚扰，王大伟认为，用一声抓流氓或一个大嘴巴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而对于第三种类型，要斗智斗勇相结合，比如是在公车上，最好借机走到司机或者售票员边上，或者下车。女士还可以巧妙的利用自己的包来保护自己。首先是可以用包保护前胸、小腹等敏感部位；在发现有性骚扰的危险时，可以将胳膊抬起来，双臂置于胸前，建立起小的可防御空间。如果实在觉得不妙，可以利用身边的尖锐物品，比如高跟鞋、胸针，适当防卫。

对于喊叫的策略，王大伟总结为“四喊三慎喊”：男友在旁高声喊，三两女友高声喊，白天高峰高声喊，旁有军警高声喊；天黑人少慎高喊，孤独无助慎高喊，直觉危险慎高喊。在天黑人少的情况下，应快步向有灯光、人多的地方走，进入附近的商店、饭店等公共场所，然后再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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