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公共关怀,别苛责钱钟书夫妇

在权力无情压迫,国家机器实施普遍性恐怖的情况下,换了是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中国学术界有两位名声高于成就的学者,一为季羡林,一为钱钟书。对于季羡林的争论,在其生前就已存在。对于钱钟书的异议,随着前不久杨绛的去世而出现了反弹。无论季羡林还是钱钟书,生前对于名誉或许都不在意,但是,任何人死后都逃不脱其他人的议论。一旦被认定为获得的荣誉超过了他们的学术成就,批评也就不可避免。

在谈及钱钟书之前,有必要对于其身份的属性做一个基本划分。按照许纪霖的概括,“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不同,中国的传统士人,大都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资中筠认为,中国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1. “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2. 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3. 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然而,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延绵两千多年,时间之久,可谓世界之最。专制统治的严厉程度,到明代登峰造极。按照王汎森的统计,“清代文字狱独多,其中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三十余年,案件总数大约130起,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多。其中有些案件牵涉规模之庞大及整肃之残酷颇令人触目惊心。”对传统文化熟稔如钱钟书这样的学者,显然早已了然。在他那里,“修齐”即可,“治平”则远,“颂圣”不必。在钱钟书的人生中,读书是第一位,写作是第二位,外界给他的各种身份是第三位。其号“默存”,意即默默的存在,安心做自己的学术。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其一生里,有意与政治保持尽可能遥远的距离,全心投入知识的积累与学术的创造。在文字上,钱钟书坚持使用文言文写作;在治学方法上,他采用的也是笔记体的中国传统方式。

由此我们不难判断,钱钟书不是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一个有担当的士人,仅仅是一个传统文人。他既无兼济天下之心,也无拯黎民于水火之志,仅有遨游书海的兴趣。因此,人们也不必以知识分子和士人来要求他。在1949年以前,言论相对开放的环境中,钱钟书即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他的小说《围城》完成于抗战期间,但是却没有任何与抗战相关的时代背景。当他的同辈知识分子办报、入党、演讲、游行,或在报刊和著作中激扬文字之时,钱钟书始终不为所动,“两耳不闻窗外事”。因此不难理解,1949年之后,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钱钟书仍然坚持明哲保身。“文革”之前,钱钟书夫妇的生活相对大多数同侪而言,尚称平静。“文革”爆发之后,钱钟书再难“默存”,夫妻俩于1969年之后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不得不从事羞辱性和惩罚性的体力劳动,1972年,钱钟书返回北京。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钱钟书、杨绛,并未揭发和伤害他人。在人与人相互为敌的恶劣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已经殊为难得。

改革开放之后,在海外学者夏志清等人的“发掘”下,钱钟书名声鹊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现实处境,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八九十年代到1998年去世,钱钟书的声誉达到了顶峰,被推为“文化昆仑”。

徐贲和张鸣关于知识分子在道德上沉默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各说各话,交集很少。在改革开放之前,革命不止,运动不断的情况下,正如张鸣所说,“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通过多个文化人的回忆可以看到,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对此,徐贲并没有苛求钱钟书必须以身犯险。他强调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其他人则是身处于既不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完全负责任的中间地带。在这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里,存在着在无数在不同程度上沉默和容忍现状的大多数。钱、杨是否可以说也在这个大多数里呢?大多数人的沉默是极权期待的统治效果,也是这种统治得以延续的条件。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看到这一点与钱杨的个案或对他们的个人褒贬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之后,钱钟书的名声和地位均达到顶峰的时候,相对一些承载道统,忧国忧民,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而言,钱钟书大致上仍然保持着道德上的沉默。与李慎之、王元化相比,他秉持着一贯的作风,与现实政治和公共事务相距甚远。但是,对于钱钟书、杨绛这样的传统文人,我们不必苛求。无论是传统士人还是现代知识分子,既是一个知识性的存在,也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两者不可分割。1989年,钱钟书曾写过一首《阅世》:阅世迁流两鬓催,塊然孤喟发群哀。星星未熄焚馀火,寸寸难燃溺后灰。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事实上,当时的钱钟书还有今天看来值得欣赏的举措,只是无法谈及。可以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也有自己的态度。此外,杨绛也写有《洗澡》和《干校六记》,尽管在勇气和道德意义上,既不能和巴金写作《随想录》相提并论,其反思力度,也无法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相比(更不必说韦君宜的《思痛录》)。但是,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做。钱、杨夫妇远离政治和公共事务,那并非他们的责任。

显而易见,钱钟书过高的名声是由多方原因造成,并非自己刻意经营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没有置喙的权利。一旦在公众领域名声太盛,公众就必然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对此,吹捧钱钟书、杨绛的人,要负很大责任。另一方面,当人们对其他人做道德追问时,不妨将自己代入相应的历史情境:在权力无情压迫,国家机器实施普遍性恐怖的情况下,换了是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需要具有钱钟书、杨绛这样有知识创造力的人,为自己的文化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塑造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往往是那些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比如,德雷福斯案爆发后的左拉和他的支持者,以及中国的李慎之和王元化。在价值观上,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偏好,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对其他人,却不可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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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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