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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推卸南京大屠杀责任:想到战友牺牲 不接受俘虏


来源:澎湃新闻网

这一天,他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扫荡”,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

核心提示:第三十旅团最后由和平门入城,数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陆续投降,杀红眼的日军士兵却开始杀戮俘虏。军官们非但未阻止,反而纵容乃至鼓励暴行。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想到战友的牺牲和战斗的艰辛,不仅士兵们,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这一天,他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扫荡”,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

 

佐佐木到一,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沙青青,原题:“支那通”如何成了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1938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右翼先锋第三十旅团占领下关,接着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门各处,切断了城内中国守军的退路。第三十旅团最后由和平门入城,数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陆续投降,杀红眼的日军士兵却开始杀戮俘虏。军官们非但未阻止,反而纵容乃至鼓励暴行。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想到战友的牺牲和战斗的艰辛,不仅士兵们,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这一天,他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扫荡”,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内肃清和宣抚委员长,为了抓捕消灭所谓“中国便衣”,手段同样残酷。

然而,正是这同一位佐佐木,早年却一度醉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对之有过巨大共鸣。1922年至1924年间他作为武官曾常驻广州,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多有接触,甚至跟初出茅庐的蒋介石打过交道。因此他在日本军内也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支那通”。实际上,与之有类似经历且熟悉中国情况的“支那通”在日军内部并不少。本庄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铃木贞一等皆属此类。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们要么曾作为武官、驻屯军人员或特务机关负责人常驻中国,要么曾以顾问身份做过中国某派势力的“幕僚”。尽管他们熟悉中国党政大事与民风社情,最终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侵华战争的急先锋,身体力行地将日本推向了对华全面侵略的深渊。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日本帝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户部良一在其著作《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中探寻了“支那通”群体的思想渊源及其蜕变过程。书中,户部良一将佐佐木到一视为该群体的典型代表,希望通过对其经历、言行的论述,来解析“支那通”彼时彼地的政治抉择,并将之视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缩影。

从同情中国革命到歌颂日本侵华

早年的佐佐木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视为“支那之曙光”,推崇孙中山的兴亚主义,认为他是“忧国的志士”、“拥有远大的抱负但却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为此,即便遭到军中同僚嘲笑与轻蔑亦在所不惜。他反辩称:“我从我自己的信念出发,甘愿承受‘吹捧’孙中山的诽谤。”然而,孙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对中国革命、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观感却陡然发生了逆转。他先后经历了“南京事件”、“济南事件”,目睹了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在华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震惊之余,佐佐木转而指责这是中国革命正在堕落的表现,并将之归咎于“支那”的民族性,进而认为“无论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制度中,都无限蕴含着促进这种堕落的要素”。无论是“容共”,还是倒向英美,皆是这种“堕落”的明证。

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浪潮中饱尝各种不快的佐佐木,最终在1929年愤然离开南京回国。整整八年后,他才挥着军刀重返中山陵旁的这座古都。此时,佐佐木对中国的评价与日本主流社会所谓“讨伐暴支”的狂热论调几无差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7月17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在社论中写道:“‘支那’的不诚实,在十几年中一再被验证……日本行动之目的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惟有依靠实力才有可能实现之。”佐佐木回忆起之前曾在“济南事件”中遭到中国“暴兵暴民”骚扰的经历后,同样号召:“吾辈同胞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支那民族残忍的一面牢记在心。”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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