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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杨之光派


来源:广州日报

杨之光先生的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应该放在写实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与兴起,以及伴随这一引进与兴起所催生的写实人物画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讨论。而所谓写实主义,尽管有其西方来源,但并不意指西方同类艺术。恰恰相反,写实主义是一个中国概念,因中国社会转型之压力而产生。在传统水墨画向现代形态转型当中,在水墨领域对写实人物画之推进构成了其中鲜明的时代特性。是其历史价值所在。杨之光之水墨艺术,就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中发展起来的。他希望用传统水墨画的方式创作出和主题性油画相媲美的不朽之作。杨之光在写实水墨人物画上的成功,恰

原标题:我是杨之光派

杨之光先生病榻上的最后一张画作

恩师徐悲鸿 97cmx182cm 杨之光 2005年

激扬文字 97cmx131cm 杨之光、鸥洋合作1973年

一辈子第一回 101cmx63cm 杨之光 1954年

画家石鲁像 69cmx45cm 杨之光 1990年

浴日图 117cmx95cm 杨之光 1962年

林墉(左二)在追思会上发言。

杨之光学生组织追思会 共同缅怀难忘岁月

5月23日下午,由杨之光先生的学生,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张弘教授, 陈文光教授组织的“杨之光先生追思会”在杨之光美术中心举行。随着杨先生身前喜爱的小提琴曲《送别》委婉的旋律以及星星点点的烛光,大家一起缅怀与杨先生相处的一个个难忘的片段以及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

先生的最后一张画是在ICU病榻上完成的。在医院提供的磁性板上,他躺着画出了一堆令人难以索解的线条。最后,还郑重地题上了那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令人无法忘怀的名字——之光。

作为艺术家,杨之光先生的作品总是洋溢着一种充满阳光的鲜活与生动。最后的画作那抽象的线条或许是杨先生坎坷而精彩的一生的写照。尽管没人能够破解其中的深意,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去探求杨先生作为新中国美术泰斗的线索,以及终其一生在创作中所体现的阳光之源。

追思会上,广州美术学院教师陈侗对杨之光先生艺术与为人的观点颇具个性:“要想在今天成绩卓著的画家中找到一位杨老师风格上的真正传人,几乎没有可能。这是为什么?很简单,杨老师不提倡别人学他。或者说,他更希望看到他的学生走出一条跟他完全不同的艺术道路。”

“杨老师一生有很多反复在说的名言,每次听到感觉都不一样。最后一次代表系里做他的录像专访,我听到的最震撼的一句话是‘我是杨之光派’。作为对自己一生艺术创作的总结,这句话显得轻松而又不无自豪。这是大师的语言,是建立在不断的创新、探索和成功之上的感怀,也是留给我们后学的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

革命的艺术与艺术的革命

杨之光先生的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应该放在写实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与兴起,以及伴随这一引进与兴起所催生的写实人物画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讨论。而所谓写实主义,尽管有其西方来源,但并不意指西方同类艺术。恰恰相反,写实主义是一个中国概念,因中国社会转型之压力而产生。在传统水墨画向现代形态转型当中,在水墨领域对写实人物画之推进构成了其中鲜明的时代特性。是其历史价值所在。杨之光之水墨艺术,就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中发展起来的。他希望用传统水墨画的方式创作出和主题性油画相媲美的不朽之作。杨之光在写实水墨人物画上的成功,恰恰是其老师徐悲鸿不成功的地方。大凡人物画,徐都画得比较紧张。一方面,徐用线意在塑造,结果其独特魅力无法发挥;另一方面,他的线条其实仍然游离在结构之外,并不能很好地成为塑造形体的工具。

这说明在水墨人物画领域,运用笔墨准确造型是一个难题,既要让笔墨具有魅力,又要恰到好处地描绘形体。这两者到了杨之光那里,经过长年摸索,开始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

一般而言,画家作画总有其特别得意的对象。聪明的画家有所画有所不画。但杨之光的绝活之一就是什么都能如画,而且还画得生动,真正的栩栩如生。

杨之光对水墨革命的贡献,在于他把“写生”这一技法提高到了自由的境界,是杨之光之所以成为杨之光的内在原因。杨之光于写生,有几点重要原则是不得不予以强调的。其一是对物象外形的准确把握。他笔下的人物肖像,基本上达到了形神一体的高度,既肖似又传神,为水墨界所公认。其二是作画绝不描摹,无画不“写”,把写意精神贯彻到底。准确而生动,天然合成,造成他之水墨人物画特有的流畅与潇洒,非常人能相比。其三是凡物均可入画,而且入画就一定会有画味。

仅仅有技法尚不足以造就今天的杨之光。支撑杨之光的是他从1954年到1999年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杨之光所创作的作品是共和国发展的形象节点,与共和国同步,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艺术写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杨小彦

杨之光与我们这群青年教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学院的青年教师居住条件比较差,大多蜗居在7平方米的小宿舍,基本上没有条件进行尺幅稍大的创作。当时,我与同学马文西合作准备第六届全国美展作品《新港》。创作草图出来后,身为学院副院长兼国画系系主任的杨之光看出了创作的潜力,特地借予我们一间10平方米的周转房作为创作之用。在这套临时房中创作的作品《新港》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得优秀奖进京展览。

由此,杨之光老师意识到给学院的青年教师解决绘画工作室的问题。在杨之光夫妇的努力斡旋之下,香港商人梁知行先生一次性捐助了13万元人民币。由于当时大面值人民币还没有在大范围流行,我与另一年轻教师陈侗随鸥洋老师(杨之光夫人)去广州白云宾馆见梁知行先生时,背回了一大袋十元面值的人民币。

在经历了选址、设计和报建等复杂的流程,1988年正式兴建。所设计的6层18间工作室的资金出现了明显的缺口。虽然入驻工作室的青年教师自愿出一部分,但仍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开支,资金的缺口也是靠杨之光夫妇想办法解决的。设计师和施工人员也是杨老师他们请来的。

工作室终于开工,却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买不到高标号的水泥。于是,大画家杨之光只好放下画笔,打电话四处寻找关系。当时,我作为这栋楼的负责人,随着施工方负责人带着杨老师和有关领导的亲笔信辗转多时,终于在花都赤坭镇订到了高标号水泥。

工作室于1989年初竣工,杨老师为其取名“德艺楼”并亲笔题写。这是一个满含深意的名字——杨老师希望我们这批年轻人在从事艺术的同时更应注重品德修行。当“德艺楼”牌匾挂上大楼时,我等青年教师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虽然今天来看每一间工作室仅20来平方,但在当年广美的教师中无疑是条件最好的。清楚地记得入住的第一天,徐唯辛跑来敲我的门,他兴奋地说:“张弘,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不瞒你说,我进屋后对着洁白的墙壁一直静坐与发呆,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一人可独自使用的工作室。”

这栋饱含了杨老师夫妇心血的小小“德艺楼”,聚合了国、油、版、雕18位青年教师。如国画专业的有黄一瀚、李晨、张弘、周湧、李劲堃、苏百钧(后任中央美院教授)、陈侗、朱永成、安林、陈林;油画专业的有徐唯辛(后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楚余、张路江(后任中央美院教授);版画的有陈卫东、洪夫; 雕塑专业的有吴雅琳等。在杨老师“德艺”的勉励和福荫下,他们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和教坛中勤勉耕耘,成为广东乃至中国美术界的一股中坚力量。

广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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