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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在二月河与余华之外,寻找历史小说书写的新空间


来源:华西都市报

这段显得很有故事性的细节,正是2000年邱华栋开写历史小说的一个直接触发点。再加上邱华栋是一位历史书籍的狂热阅读者,“我很喜欢阅读外国人来华见闻录,搜集了100多种,主要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居多。那些书看多了,我发现,外国人在中国的命运有其独特性,这是古老的中国与西方相遇和碰撞的一种方式。这也让我萌发了写作历史小说的念头。”

原标题:邱华栋:在二月河与余华之外,寻找历史小说书写的新空间

1984年春天,在一个叫昌吉的新疆小城,一个15岁的少年,将鼻子深深地埋进一本本散发油墨味道的文学杂志里,贪婪地闻着文学的、充满想象力的、香甜的味道。

“那可是文学的味道啊,带有一种想象力的香甜。”内心激动无比的少年,开始学习写小说。16岁时,他开始写诗,写小说。他写了很多跟新疆有关的小说,比如有一个动物小说,讲一匹汗血马的故事。这些小说都发表在《语文报》《中学生文学》《少年文艺》等当时很火的文学杂志上。

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这位文学少年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这个少年,就是邱华栋。1992年大学毕业后,邱华栋先后担任《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2015年后调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担任副院长。一路走来,邱华栋文笔勤耕,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是一位多面开花的文坛多面手。

让人物在中国屏风上“活”起来

绘制“历史的声音肖像”

1999年,邱华栋买了一套二手房。前房主是一个体操女运动员,嫁给了一个德国人。那个德国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古旧家具和一些珍玩。

邱华栋买下来的这房子,里面装满了古旧家具,都是明清风格的。包括罗汉床、圈椅、官帽椅、案几、木柜、雕花床等,满满一屋子。前房主回到德国,希望这些家具放在这屋子里一年时间。

最让邱华栋惊奇的,其中还有4扇很高大的屏风,以滑轮的方式装在客厅屋顶上,可以展开,也可以合并起来靠在墙上。

他经常打开这些屏风,“这些屏风上有很多中国古代人的生活场景。辨识那些场景的内容,我花了很多工夫。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娶了中国女人的德国人,会对中国的古旧家具这么有兴趣?他是怎么看待中国的?我一边翻着那些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一边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打开了那4扇屏风,忽然觉得,这中国屏风上,假如有外国人活动的场景就有意思了。”

这段显得很有故事性的细节,正是2000年邱华栋开写历史小说的一个直接触发点。再加上邱华栋是一位历史书籍的狂热阅读者,“我很喜欢阅读外国人来华见闻录,搜集了100多种,主要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居多。那些书看多了,我发现,外国人在中国的命运有其独特性,这是古老的中国与西方相遇和碰撞的一种方式。这也让我萌发了写作历史小说的念头。”

2015年,他完成了历史小说《时间的囚徒》,与此前出版的《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一起,完成这个4部小说组成的历史小说系列。

这4部小说中的小说主角,都是在1840年后来到中国的一些欧洲人。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些大事件,比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国内战争等。

2016年3月,他的最新历史小说集《十一种想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1篇小说,取材于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历史和人物故事,邱华栋依据史实所展开的关于历史的想象。

出现的历史人物有成吉思汗、丘处机、韩熙载、玄奘、鱼玄机、李渔、利玛窦、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和他的王后安赫克森阿蒙等。

比如,收在小说集里的一篇《长生》,写的是13世纪初期,丘处机道长应正在成为人间新霸主的成吉思汗的召请,不远万里,前往如今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下,与成吉思汗见面的故事。

《安克赫森阿蒙》是一篇关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小说。图坦卡蒙的死因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十分神秘。“我有一年出国,在异乡的宾馆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了一部纪录片,讲的是考古学家对图坦卡蒙的金字塔进行发掘的情况。后来我又读了几本关于埃及法老的书,有一天兴之所至,就写了这篇小说。”

《楼兰三叠》写的是关于楼兰的故事。小说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楼兰毁灭的想象,第二部分是斯文·赫定发现楼兰的情况,第三部分是邱华栋去楼兰的所见所闻。这篇小说由历史到现实,由远及近,由想象到今天,时间穿越了1000多年。

《玄奘给唐太宗讲的四个故事》,则取材于《大唐西域记》。邱华栋挑选了几个对唐太宗应该有触动的故事,由玄奘亲口讲给了唐太宗听。

邱华栋写历史小说的灵感启发也很特别,“我一直很喜欢《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最终,导致了《三幅关于韩熙载的画》的写作。我想象了历史上失传的、关于韩熙载的另外两幅画的情况,以及韩熙载和李煜之间的关系。”

《色诺芬的动员演说》,取材于色诺芬的著作《长征记》。色诺芬是古希腊很有名的作家,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座古城里醒来,一个古代的人在我耳边说:‘这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和建造的城市,它是亚历山大城!’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很年轻就去世了,死之前他已经建立了很多亚历山大城,他的远征路线一直到了印度。我不知道我今后会不会写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长篇小说。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我对他的生平特别有兴趣。”

《利玛窦的一封信》,“我有一天去北京市委党校,看到利玛窦的墓地后,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想法。取材于他的《中国札记》和史景迁的研究著作《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在这些小说里,古今中外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很自然地融入到情节里。从西方人心理体验东方世界,从西方人的角度反观中国,这几部小说冲破了当代汉语小说视野狭窄的藩篱,将一个全新的东西方相遇的历史传奇带给了读者。

邱华栋说,在他的理解中,“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正如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意地、尽量去寻找一种历史的声音感和现场感,去绘制一些历史人物的声音和行动的肖像。也就是说,我希望写出含有‘历史的声音肖像’、将历史本身赋予了现代意义,本身又非常具有趣味性、有想象力的作品。”

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一种“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不仅是先锋派、实验小说家如莫言、格非、余华、苏童、张炜写了不少中短篇历史小说,改变了当代小说的题材和形式的局限,拓展了想象历史的空间,还有一些面向大众的、写帝王将相的历史小说家,如二月河、唐浩明、熊召政等人,也很受欢迎。

张炜、阿来的涉及家族和边地民族关系的历史小说,如《古船》《尘埃落定》,成就很高。2000年后,还有李锐、叶兆言、苏童、阿来被邀请进入到“重述历史”的全球作家写作计划里,也写出了涉及中国历史与神话传说的长篇佳作。

作为这股写作潮流的一员,邱华栋对自己的历史小说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和独特思考,“我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想的就是如何在二月河、唐浩明和熊召政的较为通俗的历史小说,和以格非、余华、莫言、阿来等人的先锋派实验‘新历史小说’外,再寻找历史书写的可能空间。”

当年的校园诗人纷纷成了公务员、商人

“我只想做一棵写作的树”

在1980年代那10年间,中国诗坛的前沿阵地上涌现了一支浩浩荡荡、数量达上千万的中国诗歌少年先锋队。这些诗歌少先队员,凭借着对诗歌无比虔诚的热爱,以中学校园为展示才华的平台,写作诗歌、发表作品、创办报刊、组织诗会、自印诗集、组办社团,在校园内外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辉煌、最壮观、最精彩、最隆重、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

这场罕见的19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如今参加这个诗歌运动的人,大都成为中国社会很多方面的中坚人物。

邱华栋就是其中一位。邱华栋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后进入武汉大学,是1980年代有名的校园诗人。邱华栋回忆,还在新疆上中学的他,最喜欢读一本叫《绿风》的诗刊。

这家诗刊出版了一册《西部诗人十六家》,“被我翻烂了。”彼时的邱华栋,“每天面对遥远的天山雪峰的身影,读着西部诗人的作品,感觉他们距离我很近,比唐诗宋词近。我开始写一些新的西部边塞诗,参加了当时的校园诗歌写作大潮。那会儿我每天写五六首,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写诗,搞得数学成绩很差。接着,我读到了‘朦胧诗群’诗人们的作品,对北岛、杨炼、顾城、舒婷们非常喜欢。上大学后,我广泛阅读了现代汉语白话诗人们的作品,对胡适、卞之琳、冯至、闻一多、郭沫若、朱湘、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王独清、艾青等诗人都有研读。因为大学开的课程,就有关于他们的研究。”

当年很多写作的朋友,如今有的成了公务员、传媒人、商人和各类从业者,都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大家仍旧不忘记火热的、文学的1980年代。邱华栋更不会忘记,“我也是从那时出发的,从此,我就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而且我是1980年代那些校园诗人中,坚持下来的少数中的一个,因为我想做一棵写作的树。”

后来的邱华栋,写小说多了些,但他的诗歌写作,从未停止过,“诗歌很少发表和出版。早年,我出版过两三本薄薄的诗集,《从火到水》《花朵与岩石》等,收录了早年的诗歌。还有后来出版的《光之变》,以及我自己印了两册诗集《情为何》《石油史》。”

2015年,邱华栋出版了诗集《光谱》。2016年,即将出版截句诗集《闪电》。如今,邱华栋每天都忙于文学的编辑、活动、阅读和创作中,正在走向更加宽阔的地带,“但是我无法忘记我最开始的出发点:在新疆的那个小城市,1984年的春天,一个少年拿着一本本的文学杂志,将鼻子深深地埋进了散发油墨味道的杂志里,去贪婪地闻那文学的、充满了想象力的、香甜的味道。”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标签:中短篇 文坛 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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