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祖岐:老宅土灶的故事

2016年04月27日 16:15
来源：新华网

1937年12月，日寇沿长江一线上岸，侵占到靖江我的老家，家乡的人纷纷四处逃难，我们也不例外，土灶曾一度熄灭，日子过得更苦了。1945年8月，新四军攻打靖江县城，指挥所就设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人一个接一个，这是我们家灶火最旺的时候。可是不久，国民党回来了，“还乡团”也回来了，新四军贮藏在我们家的粮食在叛徒指领下被起走，我们家的粮食也被捎带拿走一些，土灶的火焰又旺不起来了。解放后，我离家参军，直到1996年我到南京军区工作后第一次携夫人和女儿回家探亲，土灶还在，但老宅很快要翻建，看来是保留不下来了。我在土

原标题：方祖岐:老宅土灶的故事

方祖岐在老宅前

我住过很多地方，搬过许多次家，有些住过的地方已经完全淡忘，但总也忘不了故乡老宅灶坑里的火光。

土灶（俗称“老虎灶”）在农村家家都一样，用砖石砌成，灶台上两口铁锅夹着一口小汤罐，柴火生起来后，一缕炊烟升起，在空中飘浮着淡雅、宁静的乡情。

土灶在我心中是家的象征。女人们围着锅台转是一辈子的命运；小孩们围着大人要吃的是割不断的亲情；每年春节前送、接灶神活动演绎着千百年人天交流的故事；一阵清风吹散缕缕炊烟揭开了古老村庄的面纱；灶火兴旺说明家境、人丁兴旺；借米下锅是一家人最难过的时候。

我在老宅生活了15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旧社会的苦难中度过的，许多记忆都离不开土灶。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土灶堆砌在西侧耳房，从来没有变换过地方、也没有翻修过。每年掏一掏烟筒、清一清灶堂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又要迎接新的一年。这个土灶的命运联结着我们家庭的命运，甚至同国家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土灶的“一生”没有做过多少好吃的东西。一年到头煮粯子粥，粥里很少见到米粒，全靠元麦粉的掺和喝起来才有点粘性；中午多是用自家种的瓜、菜做成咸粥，很容易吃饱，但不用多长时间就饿得肚子咕咕叫起来。一年当中能做几顿米饭是土灶的“荣幸”，那也是年节或有客人来时才有的机会。在那个年代，“糠菜半年粮”是我们生活的常态。遇到灾年的时候，瓜菜里有时还要掺点榆树叶、甚至“观音粉”（山里的风化土）。记得有一次中午我放学回家，揭开锅盖看什么也没有，只好含泪又去上学。家里只有三、四亩地，要维系十口人的生活，一年四季，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长。这样的境况，令我终生难忘。

土灶带给我的不只有辛酸，也有欢乐。记得小时候，夏天的“知了”（蝉），秋天的青蛙，发水时水沟里的鱼，秋收后稻田里的螃蟹，都是我们的最爱；有时放学后或星期天，到屋后河里钓鳗鱼、摸鱼虾，也是十分高兴的事。我在小孩子中，抓“知了”、逮青蛙，堪称“高手”。这时候，从土灶里散发出来的香味，也令我至今难忘。

每年中秋节，只要父亲心情好，还是要“赏月”的。他从街里拿回来的只有一两块月饼，家里人这么多，显然不够分。这时只好动用土灶，自家做面饼来代替月饼，真正的月饼每人只能分到一小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月饼怎么那么好吃呢！

年关到了，这是最喜庆的时候，穷人也要过出穷人的“面子”。一条大鱼、几斤猪肉，要在房梁上挂很长时间，真正吃到嘴里要等到祭祖、接财神以后；也不是所有人可以轻易吃到，因为还要接待拜年的亲友。过年炒几斤花生、蚕豆，也让土灶显得热闹非凡。这样的年节，尽管过得十分寒酸，但却让我至今怀念。

除了这些，土灶对我还有更大的“恩惠”。我三岁丧母，是祖母把我带大的，我是祖母的“跟屁虫”。每天早晨祖母生火做饭的时候，常常在灶坑里放一两个芋头，这是只有我才能得到的“特殊待遇”。我高小毕业念初中后的第一支钢笔，也是祖母用一年时间从灶坑里积木炭换钱买的。中国人的“隔代亲”啊！我从中的体验太深刻了。

几十年过去了，故乡老宅灶坑里的火光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去过国内外不少地方，中餐、西餐也吃过不少，但再好吃的东西也只是留下一时的口感，而我至今最喜欢吃的还是老家的粯子粥、芋头。我在东北工作时，家里的亲人有时捎去点粯子、芋头，我当宝贝似的要留很长时间才吃完。到南方来工作后，从家乡来的粯子、芋头供应充足，我更是离不开它们了。靖江马桥的芋头，已经成为名牌畅销国外，我用它的种子在南京富贵山住处试种获得成功，品质也很好，我戏称它“富贵山芋头”。

我对芋头有着特殊的感情，是因为每当吃芋头时，常常想起老祖母。一次吃饭的时候我拿起芋头咬了一口就停下，愕在那里，眼眶里饱含泪水，老伴魏忠莲在一旁问：“你怎么啦？”她哪里知道，我忽然思念起老祖母来了，思念她在灶坑火光照映下的满头白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庞。

我曾写有怀念老祖母的一首新诗，这里摘录几句：

“勤劳！

勇敢！

宽厚！

节俭！

中国人还有多少美德──

没有在她身上体现。

土地──人类生命之本，

她用一生的心血，

倾注在一小片土地上，

维系着一家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