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曾怎样形象地评价张春桥？

核心提示：在南京军区，张春桥与许世友，一文一武，一个是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一个是第二书记、司令员，可二人就是不搭调。“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打起仗来往后跑”，就是许世友对张春桥很形象的评价。

《党史博览》2016年3期 封面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6年3期，作者：张晖，原题为：《“文革”中的大军区司令员》，为节选。

林彪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上下开展了整顿，以肃清林彪的影响。在整顿中，根据毛泽东决定，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当中，韩先楚、杨得志、陈锡联、许世友四人在原地任职已达十几年，而昆明军区的王必成、新疆军区的杨勇、成都军区的秦基伟三人因到任时间不长，未在调整之列。在北京军区任职不长的李德生，则作为“陪绑”的（毛泽东语），参加了这次对调。

对于这次对调，毛泽东考虑多年。1968年9月17日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就提出把这里的司令员调到那里去的问题，说：为何要在一个地方？老不动就是一个“大鸡窝”。1973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之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终于得以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也是在这次整顿中，毛泽东说过“几位军区司令或多或少有点问题”。嗅出一些气味的江青、张春桥等人看到在军队“放火烧荒”的时机已到，借着“批林批孔”的势头，对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李德生、王必成等军区司令员“兴师问罪”。他们对曾给林彪写过信的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和率总政一班人受到林彪“召见”的李德生，以所谓“上林彪贼船”为名，大加指责，无限上纲。

对李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从其分管过的总政治部（包括八一电影制片厂）入手，点火放炮，给李德生扣上“大军阀”的帽子。

在南京军区，张春桥与许世友，一文一武，一个是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一个是第二书记、司令员，可二人就是不搭调。“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打起仗来往后跑”，就是许世友对张春桥很形象的评价。江青、张春桥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好好整一整许世友的。更何况还有王洪文、丁盛帮忙。丁盛自言“我既有挨整的经验，也有整人的本领”，俨然成了“整许、倒许”的先锋。

对王必成，“四人帮”怂恿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一些人向中央告状，诬陷王必成“自觉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积极地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顽固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了林彪的贼船，并迟迟不下贼船”。在他们的鼓噪中，王必成不仅“接受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路线交底、政变交底”，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是林彪集团安插在云南省、昆明军区的“头”。经周恩来批准，1974年4月21日王必成来到北京，向中央讲明情况。在陈锡联鼓励下，王必成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阅后两次批示：王必成同志的问题说清了就行了；王必成同志的事情讲了就好了。

197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按毛泽东的说法是要“揭一揭”，但江青一伙则是借势“放炮”，对几位大军区司令员展开了围攻之势。会议分成几个组，每组“批判”一人，大有不整垮整倒不收兵的架势。李德生回忆：“江青等人杀气腾腾，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会议处于胶着状态，明显地看出拖着不能收场。”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引出新的事端，“我认为，只有违心地作‘检查’，才能改变这个局面。……于是，我以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实，作了一个‘检查’。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也违心地作了‘检查’”。李德生还主动提出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结果，报经毛泽东，中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韩先楚、李德生、许世友、刘兴元、丁盛、王淮湘（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都是过去的事……一整人就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

其后，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北京开会的场合，毛泽东再次强调团结。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王必成把问题向中央讲了，现在也好了嘛；许世友、韩先楚不作检讨也可以了，何必强迫人家作检讨，杜平也不要作检讨了；北京这个会不要开得太紧张了；你们这些同志（指杨得志等大军区司令员），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

毛泽东这些讲话，意味明显：对“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大军区负责人，揭一揭、批一批是可以的，要多提醒、多敲打，要多向中央请示报告（毛泽东讲：大事多商量，有同志不大讲政策，许多事中央都不知道）；揭与批的目的是“帮”，要给机会，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还要继续重用他们。这里，毛泽东既对大军区负责人有提醒：你们都是大权在握的人，要谨慎、小心；也对江青等人有告诫：不要一棍子打死人。

对大军区司令员“敲打”但不“深究”，也就是“一批二保”。在江青等人的一片喧嚣声中，毛泽东始终头脑清晰，自有分寸和把握。

总体而言，1967年开年之后，军队也受到一阵阵比较猛烈的冲击，各大军区负责人被批斗、被免职的比比皆是。在发现了对军队的这种冲击及其后果后，毛泽东提出军队要稳定，还我长城，及时制止了这种冲击。这当中，11个大军区司令员全部进行了调整。分布于四面八方的各大军区，和历经磨难、建立了特殊功勋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动荡时期，大都在抓稳定、抓战备、保卫国土安全的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