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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邓力群恩怨:陈赴干校视察专门问邓力群死了没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70年陈伯达到“五七干校”视察时甚至问,邓力群死了没有?邓力群对此耿耿于怀,却不计个人恩怨。

核心提示:1970年陈伯达到“五七干校”视察时甚至问,邓力群死了没有?邓力群对此耿耿于怀,却不计个人恩怨,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会上非常坦白地说,过去对于陈伯达,在学问上是恭恭敬敬地把他当老师,在政治上没有怀疑过,在生活作风上有点意见,但比别人少。

 

陈伯达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王梦奎,原题为:《回忆邓力群》,为节选。

1969年6月,《红旗》杂志社的绝大多数人被下放到设在石家庄市远郊北高基村的“五七干校”。村边是几乎断流的滹沱河,河滩上有一个早已废弃的国营林场,十来间简易的砖房作了校部,可容百人的大棚则成为食堂兼会场。那片地方林场时期养过鸭子,村里人称之为鸭子房。大家分散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到河滩上平整土地,种植水稻,养猪种菜,开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和学习会。

“五七干校”划分为若干组,军宣队把邓力群、胡绳和其他几个重点审查对象列为“另编组”,编入另册的意思,干脏活儿和累活儿,劳动时间也比一般人更长。邓力群因过度劳累而极度消瘦,胸前两排肋骨凸出。因为《红旗》杂志直接和上层斗争关联,不断挖掘新的斗争对象,搞出新的“反革命分子”、“小爬虫”和“反革命小集团”,邓力群成为“死老虎”。“打倒邓力群”的口号逢会必喊,而批斗他的大会好长时间没有开过,只是不时看见军代表陪着外调人员同他谈话。

在“五七干校”的头两年,几乎没有听邓力群说过话,也没有人敢公开和他说话。陈伯达倒台后,邓力群被允许作揭发批判性质的发言,当然必须结合交代自己的问题。1972年1月上旬,邓力群在大会上讲了整整三个半天的时间。邓力群和陈伯达共事多年,是陈伯达提名并动员邓力群到《红旗》杂志协助他工作的,但“文革”前陈已对邓多有不满,“文革”中更因邓在检查交代中涉及和陈有关的事而引起陈的反感。1970年陈伯达到“五七干校”视察时甚至问,邓力群死了没有?邓力群对此耿耿于怀,却不计个人恩怨,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会上非常坦白地说,过去对于陈伯达,在学问上是恭恭敬敬地把他当老师,在政治上没有怀疑过,在生活作风上有点意见,但比别人少。接着从1956年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的“反右倾”、1964年的“四清”,就自己所经历和陈伯达有关的许多重大事件,什么时间,什么人参与其事,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哪件事做对了而哪件事做得不好,哪些是陈伯达的责任而哪些不是,自己有什么错误和责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邓力群有惊人的记忆力,在说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改时,他说陈伯达在孔子的名下加了“这个封建思想家”,在孟子前面加了“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地方加了“各国人民要经过自己的手,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意思。记得如此准确清晰,让大家叹服不已。这是我们那个“五七干校”几年中最长的大会发言,邓力群像是在作报告,大家像是听故事,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也由此知道了一些上层决策的情况。

陈伯达和林彪相继倒台后,干校气氛逐渐缓和,学员间开始有些静悄悄的交流。村边有一片树林,雨后邓力群常在那里捡蘑菇。我也喜欢捡蘑菇,有时候趁捡蘑菇的机会和他交谈几句,问过他一些我感到疑惑不解的问题。

有一天我问,运动以来这么多年,对这个人那个人揭发批判,军代表一再动员号召,怎么没听见你发言?他说,运动主要是审查批判我,我是领导,下面人犯的错误我都负有责任,应该是他们揭发批判我,我不能指摘他们。我还问到一些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被打倒的人,他从未说过哪个人坏或者政治上不好,只是说某人做过什么好事,写过什么好的文章,遭到麻烦是因为某件事做得不好,或者在性格和工作方法上有什么缺点,要言不烦,都很中肯。

我还问到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问题。1967年5月经高层讨论审定、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重头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这本书在引列宁语录时省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样的话,作为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证。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不相信刘少奇和邓力群他们是借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我也不理解,引用列宁语录,何以把这样的话省略了。我问:怎么没有核查一下原文,把话引全呢?他说:是啊,最初发表的时候就是这样引用的,抗战时期这样做可以理解,1962年重新发表应该引全,我们实在是太疏忽了,谁也没有想到把这句话补上。这是邓力群作为当事人对那桩历史公案的一个说明。

[责任编辑:周昂 PN023]

责任编辑:周昂 PN023

标签:邓力群 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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