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姥爷讲那过去的亲身故事

原标题：听姥爷讲那过去的亲身故事

姥爷的工作日记记录详细

姥爷坚持用算盘记账

重要的会计账经常一式两份

交给大队的自制账目表

◎石蓼萧

“小孩快来拆围子，我们是八路军，人民解放啦。”

我的姥爷很平凡，他1937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山里的一个村庄，所属的县改革开放后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的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

姥爷常说，打从记事起，他就遇到战乱。记得是1943年，日本侵占了黑河川（河北省东北部一带），把居住分散的老百姓集中在围子里住，姥爷的家就并到一里开外的沟门村。

围子的墙特别高，是用石头砌的，大围墙里又垒了低于四米的二道墙。站在二道墙上，可以望见围子外的一切。围子的四角修了炮楼，炮楼两层，中间铺着大木板。在二层炮楼的墙上，留多个洞眼，可以当射击孔使，也能看外面的动静。大围子西边留了个门，两扇门合起来约有四五米宽。东围墙靠北处，修个小门，称小角门，不大，只能走行人。这个小角门方便了北面来的沟里人回去种地。小角门晚上关得早，赶牛车拉东西得走大门。

修围子时姥爷还小，记不太清楚。不过，姥爷曾听他的父亲讲：日本来了，赶人们到一个村住时，白天大伙只准修围子，不许干其他活，夜间才能盖自己的房屋，姥爷家的房子就是夜间压的栈（即盖起了屋顶）。

集家后，姥爷在围子里念过一段私塾。老师是本村的吴德旭和十五里外东万口村来的狄老师。1945年秋的一天，姥爷正念书时想出恭，老师准许后带上出恭牌到街上，见好多人在拆围子。他记得有位陌生人喊：“小孩快来拆围子，我们是八路军，人民解放啦。”姥爷当时很害怕，飞快跑回塾屋里，说肚子疼，趴在炕上不敢动。

日本一走，被集家的人很快又搬回原来的地方住，自由生活。姥爷的家乡解放了，老百姓叫“事变”了。

日本被打垮后，在八路军政府的关照下，姥爷的原居住地——苏寺村办起了小学。他在小学念书时，当上了儿童团长。姥爷说，那时儿童团员们都很积极，站岗放哨，查路条，斗坏人。姥爷的家乡土改早，1946年分青苗，1947年土地重分。土改时，贫农团审讯地主富农，挖浮财，赶富农的羊，都让儿童团参加。当时念书不太注重教学，每天让打霸王鞭、扭秧歌，叫积极参加运动。

姥爷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到户里搜粮，儿童团成员将那家的大人都困住，结果老母猪进屋把存放粮食的瓦缸扳倒，粮食撒了一地。每说到这儿，姥爷都补充一句，小时候虽不懂什么事，可做起事来很认真。记得当时赶富农家的羊群，学校的老师也参与，赶到一起的羊咩咩乱叫，好多羊羔被宰杀煮着吃了，羊皮贴到学校杂物间的墙上。有户富农与姥爷家有亲戚，家里有两百多只羊，每到秋天膘满肉肥时，过中秋节也舍不得宰，当家的人说没有闲羊；其实，羊无所谓闲不闲，都是不会干活的牲畜，可他们家就是舍不得多吃一些，只把老弱病瘸的杀了过节，结果，一大群羊都给充公分掉了。

战乱时，老百姓很难分清哪支队伍来了，就尽量谁也不得罪

姥爷还讲述了他家乡的战乱和不太平的事。村里有个姚画匠，常在承德（当时叫梁东）给庙里塑画。姚画匠家里穷，死了老婆，带着两个女儿。土改时，姚画匠参加了贫农团，被工作队抽到十里开外的东瓦窑村搞土改。1946年秋，该村土改正在进行的时候，发生了八路军区小队叛变的事。原来国民党的一个乡长笼络姥爷所属的茨营子乡八路军区小队队长，在相邻不少村庄策动叛变，正在东瓦窑下乡的康主任等人被杀害。于是，土改中一些被斗争的人借机打压土改工作队，姚画匠被拴着游村。

游街到邻村瓦房沟。看到“鲜活血拉”的场面，村里年长的人站出来说话，不让到他们村游斗，怕不吉利。随后，姚画匠被拖回东瓦窑村，死在村外一个大山沟里。不久，叛变的那些人和当地的国民党人遭到镇压，游斗处死姚画匠的人都被抓起来，有人被处死，有人被关押。

姥爷说，从1943年日本占领到1949年解放，村里很乱，一会日本来了，一会共产党来了，一会国民党来了，他们还互相扮演刺探情况。老百姓很难分清，就尽量不多问不多说，谁也不得罪。

姥爷当村里的会计是从1959起，因为读完小学，他能流畅地写写算算。他的绝活是打算盘，打得特别精准。直到现在，姥爷仍坚持用算盘这个习惯，给妈妈整理票据都是用自带的老式算盘合计。我家书柜里存放着不少老账本，经常看见姥爷翻腾。去年冬季的一天，他找到一张表，吃晚饭时他跟妈妈说，别看这张表，可有来头呢，你不是想研究“整五风”的事吗？因为它，我差点被诬陷整倒，这背后可有故事呢。

姥爷不服那一套，还敢跟他顶

1958年秋，姥爷的家乡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公社，即“东风人民公社”，下面有生产大队，姥爷属于瓦房沟大队。大队下面又划分了中队，但中队不核算，由大队统一核算。姥爷家的中队叫苏寺中队，分古方、沟门、苏寺三个组（片）。

当时的大队书记姓王，是位脱产的国家干部。据姥爷讲，这个人没有工作水平，办事也不公道，姥爷在办事中与他吵了好几架。比如，大队有好多个中队，可是，当上调物资、库存粮食等物品时，偏偏要多调姥爷所在的苏寺中队的，因为苏寺中队书记和队长胆子小怕事，不敢不给。这时，作为会计的姥爷，反而提出不多给，因为社员生活很差，都挨饿了。

由于姥爷不服大队书记那一套，还敢跟他顶，就成了书记的眼中钉。1959年10月，各中队的牲口饲料有些结余，大队不调别中队的，只跟苏寺要，中队书记和队长应承要上交。姥爷借着把握中队粮食账的便利，擅自做主，通知中队下面的三个组，让组会计赶紧把粮食卖给社员。那时，粮食都存在各组的库房，中队不设库房，只把守着账目。在挨饿时期，库存的玉米饲料几乎不到半天就被卖到户，钱款立即交到姥爷这儿，被姥爷制成账目表，一同交给大队。

当时，姥爷作重要的会计账，都是一式两份。因为他发现大队会计和大队财政这两人有问题，所以处处加心，以防被牵连。分卖饲料的那张表，有一份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肆“说出谁偷了羊，

坐自行车给一分钱。”

根据登记表的记载，当时卖给社员的是7798.6斤饲料粮，为村里人解了燃眉之急，但招致大队书记的极度不满。待他找到整治人的机会，姥爷的麻烦也就来了。

那时，人没有粮食，牲口没有草，大队要求不准饿死牲口，各中队就发动社员打荒野草。当时打荒草不是义务，大队定价，会给一定的报酬。苏寺中队社员按三个组（也是三个片）交售，各组把上交的数量报给中队，姥爷汇总后报给大队，并从大队领款，回来分给社员。没成想，荒野草的款项竟被说事，成了大队在苏寺中队大力“整五风”的另一重要原因。

1960年冬，苏寺中队的羊倌李文斌（有点精神失常）反映丢了羊，先说少了这么多，后又认为是那么多，究竟是多少他也说不清。丢羊问题逐级反映给大队、人民公社和县。大队书记因对姥爷很不满，于是借机报复，在1960年冬天的“整五风”运动中，把苏寺村列为全县重点。

“整五风”来势凶猛，工作队进村后，把苏寺村干部全都撤掉，发动群众提意见。先由丢羊事件入手。姥爷清楚地记得，由县、社、大队组成的工作队进村，除了来后又走的干部，有28人常住，当时苏寺村的三个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700人。下乡干部中有县公安局长、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公社书记等主要领导。他们几乎驻守一个冬天，白天和晚上大会小会不断，还登门到户开会，让社员揭发批判。此间，逼问姥爷是谁偷吃了集体的羊，究竟贪污了多少荒草款。

幸好，在汇总三个组交售的荒草数和分发款项时，姥爷都保留了账底，特别是社员前来领钱，都签章并按了红手印。这样的证据往出一摆，贪污荒草款的事立即得以澄清。

但是，到底谁偷吃了羊，姥爷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能乱说，姥爷的个性很强，跟盘问的干部顶了起来。

姥爷时常讲述这个场面。在苏寺学校的办公室，炕上坐着公安局长胡庆春，农村工作部长刘进昌在一边倚靠着被子垛，姥爷坐办公桌旁的一个方凳上，对面坐着公社公安员王万富。公安员先说话，让姥爷交代问题。姥爷说真不知道，要知道会讲出来。猛然间，王万富站起来拍桌子，说姥爷“你好嘴硬”。姥爷也马上站起来拍桌子，指着他讲：“你是国民党。”炕上的刘部长坐直身，先批评公安员不对，后又对姥爷说：“小张呀，有问题不交代，就是糊涂蛋，装也装不过去；要是没问题，也别瞎说，瞎说了最后不好定案。”姥爷很佩服刘部长说的，同时也敬重公安局长，说这个官不压人。

丢羊的问题还是没有破案。工作组中有人采取了其他办法。比如，有的干部在苏寺的场院用自行车带小孩，谁能说出有人偷羊，就给一分钱，还可以坐车子绕行几圈。很多孩子都坐了自行车，姥爷的叔伯妹子当时还小，看到别的小孩坐了，自己也想玩，于是就对推车人说：“我大（当地话，即父亲）和我大哥（指姥爷）还有高贵有（村民），他们用切菜刀宰羊了。”于是，这位小姑娘也得了一分钱，坐了自行车，结果，被提到的人遭了殃。

她的父亲、姥爷的大伯张文光本是解放以来村里的公安员，立即被列为重点整肃对象，工作组和村民好多人在食堂围着他，最后被逼得用菜刀抹脖子。

伍县里两次派人来落实情况

也没查到什么

丢羊的事没有水落石出，转眼到了1961年春耕。姥爷回忆，工作组蹲守了一个冬季，春季接着又来。有一天，公社书记刘元把他叫到村民韩普家，说：“别的问题都已查清，你就不用说了。今天就把丢羊的问题说清楚。”姥爷回答：“我没有偷羊，别人谁偷了我真不知道。”公社书记开始给姥爷做思想工作，“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有问题不交代是欺骗党，没有不透风的墙，纸是包不住火的。”于是，姥爷问他该怎么说，他说实事求是地说，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最后他讲，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姥爷当时干了一天活，很累也很烦，就上了脾气，说是这么回事。刘元一听，以为姥爷要讲“情况”，就从炕里边挪到炕沿边，和姥爷对面坐着。姥爷故意说：“有个人想吃羊肉，非得叫我给他偷宰两只，但羊毛一根都没留下。”公社书记追问是谁让杀的羊，姥爷大声说：“是你，刘元。”当时，在一旁的公社青年干部小冯插嘴：“刘书记是给你做思想工作，你怎么这样。”姥爷气愤地要他住嘴。刘元被气得说：“你耕地累了，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到你家去，破羊案不找别人了，就让你给说清楚。”姥爷回嘴：“家住不远，什么时候来找，奉陪。”

公社书记那么说了后，却一直没人来打扰，“整五风”随后结束。这时，大队书记派人拿个空白表来，要给姥爷处分，先让本人在意见栏内签字，并填写意见。姥爷很生气，写“出党”。这个表究竟写了什么，姥爷不知道。表被上报到县委，县里两次派人来落实情况，也没查到什么，这事就下去了。

数年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苏寺村丢羊的事被带了出来，原来偷羊的是村民公认的“绵里藏刀的人”（即隐藏很深的人）。据说，他们当时不仅偷吃了本村的羊，还偷了外村的。而让姥爷想不到的是，他的一个弟弟也偷吃过。这事姥姥却知道，她怕脾气火爆的姥爷给交代出去，就瞒着不说。还需一提的是，“整五风”工作队中的县社干部、公安局胡局长和公社书记刘元在“文革”中被打倒，来到姥爷的村里接受批判和改造，在这一特殊时期，他们还结下了友谊。

陆被求“当支书”，但他不情愿

1961年冬“整五风”运动一来，姥爷就靠边站，即被免了中队会计。1962年春“整五风”运动后，人民公社体制发生了变动，原东风人民公社解散，姥爷家乡属于茨营子公社，相应地，以前隶属于瓦房沟大队变为独立的苏寺大队，此时总人口700多人，姥爷家属于大队下面的第七生产队，姥爷又被推为政治指导员。

1965年春，县社几位干部到苏寺大队下乡，几天后，大队进行支部改选。党员会上，大家按部就班，选张宝斋连任支部书记。下乡干部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不同意，认为连任的支书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工作没有开拓性，让苏寺选一名年龄不超过30岁、有文化的人担任支部书记。下乡干部再次到村后，就召集苏寺、沟门、古方三个片10个生产队的党员开通风会。按公社要求，党员中就姥爷一个人符合条件。

姥爷被锁定为新支部书记人选，但他不情愿当。根据姥爷的笔记本所记，1965年阴历3月20日晚，公社来人开大队党员会。会上，党员们一致表决让他当大队书记。姥爷说当时自己还发了火，说了不少难听的话，比如，“你们有眼无珠，好坏人不分”，“运动中有干部专门打击报复人，却没人管”，“丢羊不破案，伺候你们没门儿”，公社干部和大队的党员们默默听着。等姥爷说完，公社领导说：“是社领导商量选你的，了解到你1956年退职之前，在乡里常一个人看党委会、乡政府的门，工作干得不错，还成了脱产干部。后来你自动离职，下乡时与你共过事的县干部还曾想要你到县组织部门工作，结果你不干回家务农了。运动中你受了委屈，发火是应该的，你要是不当，我就给你跪了，直到你应承当我再起来。”在场的党员们也跟着说和。

姥爷这个人不怕硬就怕软，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抬举”，表态服从组织安排，尽力当好大队的支部书记。第二天，也就是1965年阴历3月21日，姥爷正式上任。

姥爷这一当便是20多年。

姥爷保持了留账目、做记录的习惯。姥爷留存的大部头记录从1967年3月开始，到1992年4月结束。这些记录经妈妈整理后201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共计125万字，上下两册。看着姥爷拿到正式出版的书，能觉察到他的开心，也许还有点“小骄傲”。他回老家，都会带上这厚厚的两本书。

其实，姥爷的故事还多着呢。我用笔记录下的这些，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也是用自己不成熟的小感悟进行的连贯。我想，历史不仅需要记录，还需要感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海洋里，不管是显赫的英雄还是平凡的人，都该拥有各自的位置吧！

本文作者为北京一零一中学高三（9）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