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首富为何因避债不敢返乡

——“公民返乡”系列评论之二

梁叔破产了。这是我春节听到的最为震惊的消息。

也许用破产来形容都多少显得有些不恰当，从资产近亿到今年春节的负债超千万，每月需要偿还的利息就近百万，以至于春节来临，他还是因为追债不敢返乡。

在这座南方山区的七线小城里，梁叔的县城首富肥皂泡，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事变迁里，仓皇零落，幻灭无形。

我年幼时常跟着爸妈去他家拜年。因为我在学校得了小红花，他还经常给我带90年代初期内陆县城还相当稀有的进口巧克力，和年年都满满的红包。多年过去，我依然印象深刻当时他满脸的意气风发。那种感觉，和后来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里洋溢的春风很像。

梁叔本来也是小城里的国企员工，在当年的下海潮中，他毅然停职选择了去往珠三角，建立了一家运输企业。一步一步从只有一张办公桌，做到在一线城市也能拥有一座办公楼，最辉煌时期，我听说他在那座城市准备投建一座大型游乐场。

赚钱的示范效应，在这座永远潮湿温润的小城里点燃了希望的干柴。随后的十几年里，我听说和没听说过的，无数叔叔伯伯追随了他的步伐。眼见他们起高楼，眼见他们宴宾客，在多年后眼见他们楼塌了……

作为财经新闻从业者，近一两年来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倒闭潮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至于借助所谓互联网金融的民间借贷乱象更是日常到写手也不愿动笔多费唇舌。

但是，直到现在我忽然才意识到，报章媒体上的滔滔不绝的报道也好，评论也好，在现实面前可能只是隔靴搔痒。

我们在各种屏幕上看到的新闻只是一串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在千千万万个小城里是每一个个体的起伏命运。每一个倒闭企业和每一个高息民间借贷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春节不敢返乡的梁叔。

80年代末90年代初，财富的种子在乡村、县域经济中首先发芽。他们开着集资买的卡车，风餐露宿地日夜奔驰在国道省路上。与知识分子们想要的阳光打在别人脸上不一样，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原始冲动在他们心里自发建立了暗夜前方的灯塔。自由市场带来的活力，使得无论是柳传志、王石、张瑞敏还是小城里的那些赤脚汉子们，都仿佛会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那些年经济的瑰色，就像杰克·凯鲁亚克笔下那样，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们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是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

但依然还是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一同出发的王石已经看不起民营企业。不能怪王石，确实，梁叔这样的典型乡镇民营企业家，大部分已经在经济变局的大浪淘沙中，被拍到了岸上。他的企业订单越来越少，他的房产几乎悉数抵押，尽管宏观的货币政策不断的放水，但银行的惜贷情绪却随着经济下行日益严重，资金饥渴早就是许多民营企业难以跨越的难关。

经济下行的压力，集中在一个又一个梁叔的肩头。而他只是一个缩影，春节前夕股市连续暴跌，许多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因为此前响应证监会的增持要求，杠杆式增持，结果高位接盘连续爆仓，成为新年贺岁的第一发爆竹声响。

面对近几年的经济放缓，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情理之中。行至中年的经济，必然会出现“船大掉头难”的困境。各界经济学者、财经智库都在不遗余力的提供大船转型的解决方案。

但其实，究竟有多少普通人关心这个月的哪家央企又兼并重组了，下个月的M2数据涨了跌了呢？相信更少的人会有兴趣去了解那些长短期的货币政策工具。

研究大船转航，最终还是要回到小船方向。经济活力的来源，不在于宏观调控的机械手指东向西，而在于每一个经济参与者拥有更多的公平开放机遇。而这种机遇的建立，需要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金融监管的进退有据。

唐德刚说，转型从来不是顺流直下的，有时甚至会有历史的倒退回流。希望未来的经济转型，是站在历史的关口，而不再是历史的三峡。而转型风口上行走的不再是借风而起的猪，而是自己就能灵活腾跃的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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