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4分钱奖金因何惊动中南海

核心提示：袁庚拍案而起，他请来新华社记者写《内参》，7月30日《内参》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马上在《内参》清样上批字，并转给谷牧办公室。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江海波 王佳，原题：《八十年代初期改革与保守思想的斗争：“4分钱”惊动中南海》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本报谨以此文悼念。

1983年的初春，南部中国的改革单兵突进，但反向的抵制力量也日益加大。改革派想到了联合新闻舆论的力量。

曾任《蛇口通讯》总编辑的韩耀根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深圳面见袁庚。后者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老兄你终于来了。”

媒体沟通了高层与民意，改革得以继续推进。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

袁庚的很多积极探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体制内延续下来。但他当年在高层“默许”下的突破无疑为中国民间经济力量拓展了想象空间，并激励他们在商业领域将许多当年袁庚的试验成果继承、推进。

中国改革的开山炮

1973 年，在文革动乱中未能幸免的袁庚，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出狱。5年的监狱生活，袁庚最熟悉的生物莫过于高墙里、铁蒺下的蚂蚁，这种观察，让他洞察了人在历史面前的渺小，以及那种微小的生灵透露出来的生命之伟大。这种体悟，成了他后来在蛇口表现出来的进取、无畏与担当的一个注脚。

两年后，被战火历练过的军人，有长期在境外工作经历的特工及外交官经历的袁庚恢复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6月，袁庚被部长叶飞派往香港调查属下招商局的情况。此时，他已经年过61岁。

10月9日，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被送到中央领导人面前。当时仍在任的国家主席华国锋作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国家副主席李先念根据华的指示在报告上作出阅批。

香港的地域限制，招商局不可能取得多大的发展，于是袁庚将目光放到了对岸的宝安县。1979年1月3日，招商局代交通部和广东省革委会起草了致国务院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那天，袁庚上北京时，带了一份香港明细全图，李先念在南头半岛的根部用铅笔画了两条杠，准备把整个南头半岛都给袁庚，但当时招商局仅有1.3亿元资金，袁庚不敢要，于是李先念改圈了临港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后来，袁庚晚年总结自己的改革生涯，将那一次“胆子太小”视为这一生中三大遗憾的第一大遗憾。

袁庚谈到当时的思想时说：他要一块地盘，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是史无前例的一场试验，一旦出现闪失，势必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政治责任重大。他对李先念说，他只想要一块小地方，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是年7月2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轰隆隆的炮声炸醒了沉睡的土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性开山第一炮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渔村炸开。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封闭、极左势力的顽固都意味着袁庚将遇到巨大的阻力。

特区的自我辩护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开工，工人们干劲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至30车。

两个月之后，工程进展缓慢，袁庚甚急，指示加快工程进度。四航局工程处决定从当年10月开始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即完成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可领奖金4.14元。

1980年4月，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为了“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奖金撤下，运泥量也跟着下去了。

袁庚拍案而起，他请来新华社记者写《内参》，7月30日《内参》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马上在《内参》清样上批字，并转给谷牧办公室。

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就恢复了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中国内地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

这个故事仅仅是当时保守思想阻力的一个缩影。

1992年以前，特区一直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旋涡中。

韩耀根老人的记忆里最深的往事，是他第一次见到袁庚时的事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

“那一次新闻界组织中国11家新闻媒体赴深圳考察，我是其中之一，时间是1983年3月份。”韩耀根老人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深圳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建特区要不要，能不能，走哪条路，争议非常多。否定深圳经济特区的声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且从上到下几乎都一致，多数老百姓不清楚深圳经济特区是干什么的。从北京到深圳，人们似乎觉得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红颜色，其他全部变颜色了，都变资本主义化了。”

“当时还出了‘总结经验’之说，实际上是‘总结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教训’。或者说，就是总结深圳经济特区的‘问题’，带有‘反攻倒算’的意味。”韩耀根说，“这种情况下，坚定走改革之路的领导同志就要说话了，就要反击了。”

“与其自己出来辩护，还不如让新闻界媒体出来说话，他相信自己改革开放的路子是对的，有良心的新闻媒体是会公正评价这段历史的。”韩耀根当时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编委，他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的负重之下来到深圳面见袁庚的。

“小背景则是当时四大经济学家访问深圳，研究货币问题。他们到深圳一路走访下来，袁庚接待他们，并就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的性质展开讨论。”韩耀根回忆道。

袁庚问：像我们蛇口属于什么性质？有人回答说，已经脱离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了。袁庚笑笑，没有去争论这件事情。

袁庚在韩耀根面前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一件让他“很恼火”事情。据韩回忆，“当年对经济特区围剿批判，上海出了不少文章。风是北京刮下来的。《文汇报》发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现在讲改革开放史，人们还经常提起这篇文章，题目叫《租界的由来》。这篇文章影射当时搞经济特区都成了国外的租界了，是卖国求荣。这件事对特区人打击特别大。”

“特区的同志，包括当年在广东省工作的人，日子过得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他们拿不准中央的想法，感觉是拿自己身家性命在玩。”

“当时情况非常复杂，我们新闻界再不支持，路就没法走下去了。”韩耀根说，“改革派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再也不能走老路了。”

当年蛇口港上那间咖啡厅里，袁庚与韩耀根谈了4个小时，话题是关于改革开放历程、大局与思路。结账时，袁庚付的钱，70元港币。

历史惊人的相似，而又如此截然不同。

1872年底，李鸿章向朝廷呈上了他的《试办轮船招商局折》，获得批准，揭开了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有“官督商办”色彩的民间近代工业的沉重序幕。

1873年1月17日，近代史上负有盛名的“招商局”在上海南永安街正式对外开局营业，此即今日“招商局集团”之前身。

背负历史累累毁誉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最终没有扶大厦之于将倾，将摇摇欲坠的清皇朝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1978年，被收归国有50多年、业已奄奄一息的香港招商局迎来了它的第29任掌门人袁庚。历史的安排如此充满玄机——百年前，招商局因民族的工业化复兴而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一个世纪后，中国复兴图强之梦，又从这里轮回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