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少将为抗日秘密投奔延安 其子被康生打成特务

核心提示：“三大特务”轰动延安，可是又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怀疑容易，消除怀疑就难。边区保卫机关对外接触条件有限，很难核实国统区的情况，于是，“三大特务”被继续关押审查。但历史证明，“四大特务”都是清白的。

抗战时期的延安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5期，作者：郝在今，原题为：《1940年代的“审干”与“锄奸”》，本文系节选

有关部门审查干部，都要弄清干部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社会关系。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边区，都有一批参与创建根据地的干部，这些人大多出身工农，生长当地，根底清楚。对于这些“根据地干部”，保卫部门一般比较放心。对于一些“外来干部”，保卫部门就相当陌生。这些人大多来自“白区”（“国统区”），大多出身社会上层，有的还有海外关系，本人经历也相对复杂。在陕北肃反中就受到怀疑。中央进入延安后十分重视防奸工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保卫部门，也就把这些历史相对复杂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作为防奸的重点

抗战初期，相当多的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其中不乏经历复杂的人士，那么，这些人中，是否有特务呢？

普遍整风之前，延安就抓出“三大特务”——钱维仁、李凝、王遵级，加上整风中抓出的张克勤，这就是延安著名的“四大特务”。

边区公路局工程师钱维仁（钱家骥、彭尔宁），随同父亲钱来苏（钱拯）来到延安。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的钱来苏，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带着孩子秘密投奔延安。钱家父子都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国统区都有良好的职业，却决心弃家抗日，投奔生活艰苦的延安，这本应作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却被怀疑别有用心。社会关系复杂的钱来苏来自沦陷区，据说同日本人有关系；有人又揭发钱维仁在边区公路局工作时与国民党方面来往较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

来自上海的李凝相貌出众，在延安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上海转来的材料反映她有问题，康生又说此人走路像日本女人，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

王遵级案件在延安更是轰动。“王遵级的叔叔是华北第一大汉奸”，“王遵级其实是川岛芳子改扮的”……王遵级本是杭州人，10岁时父亲中风病逝，母亲把王遵级寄养在叔叔王克敏家。富有的王克敏是北平的银行家，送王遵级姐妹进贵族学校就读。她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爱国学生活动，加入“民先”组织。王遵级这时还不知道，这个“M”组织就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共产党秘密领导。日军侵占北平，曾经留学日本的王克敏留下没走。日本人组织华北自治政府，选择这个北平商会会长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这样，王遵级的亲叔叔就成了华北最大的汉奸。

奇耻大辱！王遵级在学校无颜见人，更不愿回汉奸家庭，恳求“民先”组织帮自己逃离。乘着王克敏女儿结婚的时机，王遵级按照组织的安排秘密出逃，进入中共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不久，又随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的夫人出差陕西的后方办事处。高高兴兴到延安的王遵级，被直接送到边区保安处审查。王遵级刚刚离开冀中军区后方办事处，就有国民党部队袭击，点名营救王遵级！有人说：此人是大汉奸的侄女，又会收发电报，值得深究。年轻的王遵级经不住恐吓，不得不编造谎言以图过关。于是，听过的故事和看过的小说都成了口供来源：日本特务王遵级下过毒，还用马灯报信指引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南京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的信号织在毛衣上！

华北第一大汉奸的特务组织打入抗日根据地——保卫部门相信，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兼日本的双料大特务。

“三大特务”轰动延安，可是又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怀疑容易，消除怀疑就难。边区保卫机关对外接触条件有限，很难核实国统区的情况，于是，“三大特务”被继续关押审查。

第四个大特务更加令人震惊，牵出多省“红旗党”。

但历史证明，“四大特务”都是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