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副教授谌洪果的文化创业：只知抽烟喝酒的生活太龌龊

周四通识课堂上的谌洪果。

曾经数次引爆舆论的公共知识分子谌洪果，在不惑之年，低调地做起了文化创业。

他曾公开宣布拒评教授来抗议现行大学体制，因而得名“终身副教授”，又因为所办读书会遭校方禁止而引发社会关注。最后一次风波里，他干脆主动辞掉了大学教职，高调离开体制。

现在，他在西安经营一个名叫“知无知”的文化空间，准确的说，是在艰难维持。如果要描述谌洪果现在的生活，他不再像从前一样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共言论，和其他加入创业公司的人一样，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迅速转型为宣传平台。由于离开体制，他也少了那些直接触怒他、侵犯他底线的批评对象。他变得更加忙碌，操心的事务琐碎而具体，政治风险与经济压力之下，他也不知道这次民间的文化尝试可以走多远。

“至少在西安，知无知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地标。”谌洪果说，然后用一种颇讽刺的方式强调了这种意义：“说真的，假如明天知无知关了，说不定比我辞职影响还大。”

要纯粹

创立文化空间的原因，听上去有点悲情：“我是被迫辞职，这两年环境这么差，我觉得心有不甘，想延续我的梦想，又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

而知无知这个地方，至少在外表上，丝毫看不出谌洪果创业过程前前后后的艰难。这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吉祥物：一个留着大白胡子的胖老头，眯着眼，乐呵呵的。他出现在抱枕上、印成了系列徽章，知无知的微信头像、甚至名称也来自他——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这位古希腊哲人说：“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知道就是自己的无知。”

现在，苏格拉底以一个可爱的漫画版老头的形象出现在西安这个文化空间里，他所说的这句话也被浓缩为“知无知”三个大字，悬挂在整个空间中心位置的墙上，题字的人是谌洪果的老师贺卫方。

知无知的书架几乎高至屋顶，社科人文类图书居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的单向空间。这里的书并不出售，实行租借制度，换言之，谌洪果想打造的是一个书房。这儿的木桌椅、沙发，地方不大但精细布置的文艺作派，也有点像雕刻时光之类的咖啡馆，总之，是一个闲聊、发呆、工作的地方。

但是这个概念也被谌洪果否定了。他说，我们有书，有咖啡，但不是书店，不靠卖书为生，也不是咖啡馆，不靠餐饮赚钱。

在后来的一次活动中，我才体会到西安这个文化空间的不同。那天晚上是周四，每周四谌洪果都会在这儿做一期通识讲座，以牛津通识小册子中的某一本为主题，他的讲法并非知识性介绍，而是带有他自己多年的学术积淀和思考，信息量大，衍伸也多，加之他的语速偏快，听起来其实破费神。更特别的是观众，他们并非文化活动常会吸引来的文艺青年们，年轻人相当少，大部分是成年人，男性居多，神情专注地盯着讲台中心的谌洪果，就好像他们回到学生时代，正在认真听一堂好课。

“如果人只能在酒桌上找到自己，下午开始就餐，喝完就去洗脚、去唱歌。”他用“龌龊”形容这种生活，说自己受不了男人过这种生活，即便是消费，文化消费也可以提供另一种可能。一开始，谌洪果也以为会是大学生居多，但他慢慢纠正了通识课程的目标群体：社会上各个领域的这些受过大学教育、正在工作的人，他们对知识、对精神交流非常渴望。他说，我现在发现知无知恰恰是为这些人提供了一种终身的教育的机会。

所谓文化空间，即是由各种文化活动组成。 这儿也提供其他类型的文化活动：读书会、英语角、电影放映、话剧演出，也有写诗、陪聊等他们自创的项目。然而，有些东西他们是不做的，比如怎么教人成功，比如心灵鸡汤，总之是各种他看不上的东西。

应邀来着坐讲座的嘉宾，多半是谌洪果的朋友、熟人，以及支持者。知无知门口的长廊上演讲嘉宾的海报挂了一路，每请来一个嘉宾，长廊里也多了一个嘉宾，去年8月开张以来，这堵刷的雪白的墙壁上已经挂的相当充盈。

嘉宾大多不是全国知名的那种文化名人。“一方面会有一些无谓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也不符合我的文化关怀，文化不是自上而下的。如果纯粹靠名人讲座点缀，讲完又走了，过眼云烟，不能扎根。最重要是发掘本地的。我宁愿请一些不那么出名但是属于本土的，让这些本地的学者走出他们的书斋、走出高校的围墙，来传播文化的种子，这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最有价值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出一个品牌。” 

开张至今，他的老师贺卫方在这儿留下了题字，却没有来做讲座。“（贺卫方）肯定要来，但是我还要很谨慎的再斟酌，以什么样的方式、讲什么主题。”

知无知文化空间里，贺卫方的题字。

“知无知今后一定要做很纯粹的事情，带有学术性，但也不同于学院派，介于书斋与社会之间，要引导大家做一个会思考的人。我觉得已经过了传播民主自由这种教导口号的阶段，即使我们是起步，也应该是深度的。”他说，“会思考才会判断。”

最近，谌洪果在准备讲《金瓶梅》，一个结合了关注度与学术性的题目，“这个大家肯定有兴趣”。他是个基督徒，自我调侃道：“我现在是一手圣经，一手金瓶梅。”

不后悔离开体制

辞去西北政法大学教职时，谌洪果的老师贺卫方劝道，“讲正义也要有妥协”。那年他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后，被以签证手续不全为由吊销港澳通行证，他按程序去申请补办，却发现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办下来，校方劝他，忍耐一下。

谌洪果说，不仅是老师贺卫方，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劝他不要辞职，但是他想得很清楚，坚持递上了辞职信。一次朋友聚会上，他讲到辞职的三个理由：害怕被体制化，忍耐即意味着承认那一套游戏规则；不愿意欺骗学生，在课堂上讲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内心向往古典教育，不愿为了所谓的守阵地而让教育本身变得不纯粹。

很多人选择妥协，一部分出于正义的理由，选择坚守，另一部分则是生计的考量，妥协是因为害怕失去现有的位置，人被体制化后，会几乎丧失掉谋生的能力以及勇气。

“我对生存有很多恐惧。”他说，“其实我要真没读那么高的知识，说不定我谋生能力更强，因为你做啥都可以，可以扫地、卖馅饼，但是人的身份会决定你的生存，表面上选择面很广，其实选择面更窄了，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反而觉得做有些东西挺掉价。”

这也直接导致了他最后选择文化创业。“办知无知，就是觉得要对得起自己以前的抗争、以前的坚守，我今天如果再不出来做一做，只自己先养活自己，我也对不起天地，我就是在浪费自己。我现在做的事和我在高校做是一样的，不过是搬到另外一个空间，但是我今天发现这个空间更有意义，虽然表面上没有高校那么大，可是它在民间，是一种不敢说伟大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第一次聊天，谈到办知无知的初衷，谌洪果说：“中国现在的生态比较极端，戾气太重，不懂得基本的妥协、尊重，也不讲基本的原则，这个民族有时候挺悲哀的。以我的视角观察，一个“9•15”都会这样（指西安2012年9月15日反日大游行），一个文化城市都会发生暴力，那今后这个社会，如果没有理性这种基础的力量，会付出很大代价。从长远来说，能做一点是一点，我营造这个空间虽然很小众，但是至少让大家知道读书还是很重要的，在这交流会很愉快、充实，这也是小小的贡献。”

谌洪果语气温和、态度诚恳，言谈之间，和我之前听闻有关他的事迹中的形象不太一样。当年他辞职的那条微博转发很快过万，不到一天，微博被删，当年的读书会事件也一样，都是轰动一时的敏感事件。我以为那个曾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会谈谈政治，讲讲自由、民主。

“我就没变过，我就是这种人。”谌洪果说，自己是被人给贴上了政治化的标签，“当然我是坚韧的，有一根筋的时候，我会坦荡、理性地去做。民主自由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我不是个勇敢者，但我够坚持，一以贯之，我要是不坚持的话也不会被辞职一直到今天，也不会被人认可。”

直到现在，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体制的决定。“之前每一次我只不过试图去让他们理解，可能每次都失败，所以我们不如另起炉灶。改变要另起炉灶。在新的平台上，我们自己去尝试，反而更有可能改变。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为这个社会的多元化作出贡献。”

每天都在失掉平常心

12月的某一场通识课。谌洪果说，那次发挥得并不好，心里还在想着团队的事。

2015年末见到谌洪果时，他正坐在桌前对着电脑，背冲着人，一副忙碌的样子。“知无知”隐藏在西安城南部中心区域的一栋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旧式大厦的14层，虽名义上属西安的商业繁华区，但看上去实在不是个好的商业选址。当天下午店里加上我们一共四拨人，还算客满，随后我意识到另两拨是这儿的员工，剩下一拨是谌洪果的朋友。

那天聊的话题也颇忧心忡忡。朋友问，“你这边收入怎样啊？”谌洪果坦诚地给出了具体数字：“每开门一天，亏1500块到2000块。”

谌洪果常穿一件绛红外套，和和气气，无论说什么，总给人一种乐呵呵的感觉，即便如此，他的语气和他的坐立不安透露出明显的焦虑。

投资人给了这个项目一百万。创业团队算上他自己，5个人。由于没有经验，他们在装修上便首先吃了一个亏，多花了一些钱，如今，知无知的水电、人力、房租等各项成本平摊下来，每天1500块到2000块左右，也就是他所说的“一开门就要亏”。至于收入，由于地段不佳、场地有限，也由于定位不同，散客很少，咖啡等饮品几乎没什么收入，而他们所主推的文化活动，也在实践后发现，价位只能定在20元，每场活动坐满全场也就三四十人，且这样高的上座率也不是每天都能够有的。如果找不到商业模式又没有新的投资，目前的资金只够维持一年。

另一个难题是团队管理。来这工作或兼职的，基本是他教过的学生，冲着他的理想主义辞掉工作到了知无知，“他们很有个性，但是也需要更系统的职业化的提升吧。”谌洪果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们现在每个人都能独当几面，都挺好，但是以我自己的标准，还不够。”

面对各种事务性的琐事，谌洪果十分不习惯，又必须得应对。他说，我得坦诚，我每天都在失掉平常心，而另一方面，外界构成了他的另一部分压力。有次聊着聊着，他突然说道：“每天都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建议，甚至有时候听的都很烦，所有人都是关心你，都是建议，但是大部分都不适合，最后发现会变成一种道德压力。”

知无知的定位是文化空间，“很多其他办这种文化活动的，缺乏总结，而且活动来了又走，没有生根，说到底好像没有个核心， 我期待知无知能够拿出来。比如说我们周四的活动，我现在讲了九期了，讲到一百期，绝对是个品牌了。包括读书会，以后读完了能不能写文章出书，搞知无知丛书。实际上我的标准是挺高的。”

他说，“现在我们每天都有活动，慢慢在做精，但是，发展的瓶颈也有，比如不知道怎么拓展商业模式，以及团队。”

这几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有房地产商联系过他，表示愿意免费提供场地。那意味着知无知能换到一个更大的场地以及临街的好地段，还能省掉房租开销。这在谌洪果看来是未来的理想模式，然而，他说，一年以后不拒绝，这一年内不考虑。“换地意味着成本增加。也不能刚做几个月就换。我的做事风格是慢慢发酵，反而不着急，如果你真的觉得文化是长期的事业，知无知只要存在，就能慢慢发挥影响力。”

但是，一年期限的压力下，时间流逝变得格外清晰。知无知是去年8月份开张，谌洪果一算，我们才四个月，做得还不错。然后回神想到，哎呀，只剩八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