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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改革的破题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司机还未到,孟晓苏的短信到了。短信上说:“万里同志于今天中午12:55永远离开了我们。”怕父亲听不清,吴阿丽写在纸上给他看。当天,吴象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追随万里半世

在中日友好医院,吴象在家人的协助下,支撑病体,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简短采访。

1977年6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解决问题的能手万里来到安徽这个老大难省,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听说吴象是农村问题专家,亲自点将,将尚未“解放”的吴象调来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从此,吴象成为了万里的得力助手,发展出了一段十几年的亲密合作和终生不变的友谊。他协助万里,推动了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

1980年春,万里调到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吴象也随之进京,进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担任室务委员。

之后,吴象又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该中心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著名智囊。

吴象虽然不再是万里的直接下属,但万里十分倚重他,起草文件和讲话稿时,还是经常找他。万里的著名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吴象就是重要的直接参与者。

吴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都知道万里是一个实干家,其实万里也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的思想者。农村改革是其一,政治体制改革是其二。

“改了五遍,我现在满意了”

万里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源于1986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原定由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讲话。但这位领导人要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回国后还要去外地调研,于是点名让万里作这个讲话。

座谈会的主题是软科学研究。软科学研究即决策研究,其宗旨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

座谈会由国家科委主办,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起草发言稿。

吴明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写作班子聚集了全国软科学界的精英,包括后来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冯之浚、后来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以及时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张碧辉。国家科委参加写作班子的,有时任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科技政策局局长张登义和副局长、邓小平之女邓楠。

7月初,写作班子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讨论会。万里十分重视这个讲话,特派吴象参与讨论。

“我以前和万里没有接触,但很敬佩这位改革开放的功臣,了解他的风格,知道他作为改革派的态度。”吴明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写作班子对这个讲话的立意有共识,就是要以改革为主题。每次讨论结束后,吴象便回去向万里汇报,再把万里的意见带回。经历了五六次修改,发言稿成型。稿件有11000余字,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加强软科学研究。

第二部分提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方面。“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吴明瑜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部分。

第三部分强调,实现决策的“两化”,关键在于各级领导,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

第四部分提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

吴明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强调的是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多年后,他们开始反思: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得开吗?历次政治运动,因言获罪的教训还少吗?

“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

继而,他们又进一步提出:就算是政治问题,难道就不能讨论吗?开人代会、党代会干什么?有不同意见就要打倒吗?他们认为: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

对这个思路,万里十分赞成。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曾回忆,父亲的这番讲话针对的是极左现象的不时沉渣泛起。他曾听父亲说:“我非常高兴,改了五遍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满意了。”

[责任编辑:周昂]

标签:万里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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