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政坛“旋转门” 看中国政学关系

官员变学者，打破传统的官员退休模式

从现有的由政而学的官员来看，不能完全排除个别官员有沽名钓誉现象，但主要还是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官员变学者的动机：兴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驱。官员退休后，选择重新进入高校任教，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多是出于自身的兴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驱。这种兴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退休后的职业选择，相对于去其它社会机构担任虚职，抑或去企业担任“名誉顾问”，更倾向回归高校进行学术研究，即对“学者”职业的钟情。二是对所学专业领域的选择，相对于在任期间所可能接触的不同领域，更倾向其之前求学时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即对“学术”研究的钟情。以现中山大学教授于幼军为例，其在任时身居要职，以其在政坛的耕耘，退休后完全可以选择去“人大”或“政协”或与他原来工作相关的企事业单位挂个虚职。但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选择回到母校任教，继续从事他长期以来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新回到了他的专业领域，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事实上，高校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相对于其它党政机构，尤其是企业单位，能够为这些退休官员提供的所谓“利益”是少之又少。高校既没有党政机关所拥有的“权力”，也没有企业单位所具备的“财力”，能够为任教人员提供的只是基本的工资福利，所能生成的“利益关系”也远远不及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退休官员在作出选择到高校任教的决定时，应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说，他们这种重回高校的举动，很难说是冲着“利益”而来，而更多的是不忘初心。

第二，官员变学者的条件：学术专长而非官位高低。官员退休后，能够重新进入高校任教的，也多是因为他们学术上的专长而非官位的高低。这种学术专长，并不是指在从政期间依靠官位所挂“空头衔”而生产的“学术成果”——这只是某些“学者型官员”的专用套路，而是指能够得到专业领域专业人士的肯定，并且在专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例如现任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的原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就是长期从事金融与公共管理研究，在其专业领域已经相继发表论文、著作以及译著100多篇（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现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任教的原中国银监会主任刘明康，长期从事金融资本以及金融风险的研究，并且牵头创办了广州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高端经济峰会“岭南论坛”。由此可见，尽管当前存在着在任官员依靠其政治影响力而进入高校进行“学术镀金”的现象，但是能够在退休后政治光环消退条件下，还进入高校任教的，多是具有学术专长。高校之所以接收这样的退休官员，也多是看中他们在所擅长专业领域中的学术造诣，而非官位高低。

第三，官员变学者的形式：教学研究而非形式挂名。退休官员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并不是形式上的“挂名”，而是真正地进课堂，搞研究。这其中有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有专门从事课堂教学的，也有兼顾教学与研究的。如宋海在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院长时，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2011年9月，他还为2011级新生上了“大学第一课”；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的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则一直坚持带博士生；刘明康、李荣融也都会在学校为MBA、EMBA的学生授课，并且会定期开设专门的讲座，与同行以及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高校任教的退休官员，并没有因为其退休前的“特殊身份”而得到优待，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课堂，踏进了研究所，进行教学与研究。他们接受与其他高校教师同样的教学与研究任务，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挂个虚衔，拿着薪酬却不做事。这既是这些退休官员向学者身份转变所必须要接受的现实，也应该成为体现高校教育公平精神的亮点。

第四，官员变学者的效果：打破传统而非装点门面。退休官员愿意去高校任教，高校愿意接受有一技之长的退休官员，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打破政与学传统界限，可以达到既人尽其才，又可以满足高校人才需求不足的良好社会效果。首先，它打破了传统的官员退休模式，扩宽了官员退休职业路径选择范围。官员退休后，不再局限于“实职退休，虚职养老，挂名捞钱”的传统模式，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退休观和新的退休生活方式，即领导干部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同样只是一种职业，也要遵循职业规律。岗位的变动在职业规律中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因此，对于官员退休换岗甚至是在任换岗都无需引起过度解读。其次，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上的官场唯政绩论，学者型官员在从政的时候，不忘初衷，坚持自身理论专业的研究，并且运用自身所学解决从政过程中所遇到实践问题。退休后总结实践经验，提升专业理论，潜心学术研究，这样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职业轨迹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事实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国外早有先例，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官员退休常态，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其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美国政府工作，退休后到乔治城大学任教，这是对“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一个典型国际范例。

“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应成为新常态

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它们实质上是一种常态化的人才流动机制，这种机制是中国官员队伍对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

首先，要鼓励“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出自于《论语·子张》，原意是“学习好了，就可以把知识运用到日常事务当中”，后来衍生为“学习好了，便可做官”。《千字文》中便有“学优登仕”的成语。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愈发密切，对干部队伍的要求亦越来越高。领导干部不仅充当政策方针的制定者，也是这些政策方针的执行者，是国家能否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毛泽东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也有学者认为：“没有一个高素质、负责的官员队伍，就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因此，我们必须鼓励那些有志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优秀学者进入政界，在为他们提供实现治国理政抱负平台的同时，也借助他们的学术专长为国家的有效治理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与智力保障。

其次，同样要鼓励“仕而优则学”。“仕而优则学”同样出自《论语·子张》，原意为“事情做好了，可以总结经验，从中学习，取得进步”，后来衍生为“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如果还有余力，就应该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的进步”。“学者型官员”的出现，体现了我国社会政治的进步。官员重新回归学者身份，同样是我国社会政治的进步，标志着我国人事体制改革在科学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因此，我们不仅要鼓励优秀的学者进入政界，也要鼓励有志于在学术研究上有所作为的优秀官员进入学界。无论是在他们任期中，还是在退休后，这都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趋势的一种适应，也是为促进政界与学界之间人才科学流动而做的一种新的尝试，应该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认同。

最后，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都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政界与学界之间的人才流动并不是无规矩的。当前高校已不再是一方净土，官员利用到高校任职的机会，进行“学术镀金”，捞取“学术资本”的恶劣行为时有发生。高校学者无心学术，一心谋求仕途升迁，捞取“政治资本”的丑恶现象也不鲜见。如何能够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呢？一是要明确政界与学界人才流动的程序规范，什么人可以由学者变官员，什么人可以由官员变学者，都应该严格按既有的规矩和程序来实施。达不到高校任教所要求的基本学术能力的官员，就不应该让他进入高校任教，而缺乏党政工作能力的学者也就不应该让他踏入政坛。二是要明确官员与学者的身份界线。官员到高校任教时的身份就应该只是“学者”，而不再是“官员”；反之，学者踏入政界从政，其身份就只能是“官员”，而不再是“学者”。要将官员与学者严格区分开来，尽量避免在身份转换时可能产生的角色冲突与利益关系，以减少权力腐败的发生。

近年来，虽然官员变学者越来越多，但总体来看依然只是一种少数行为，人们的观念似乎还并未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中解放出来。在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人才自由流动的进程会越来越快，“仕而优则学”即官员变学者现象也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作者为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生洪汛对此文亦有贡献）